《通鑒紀事本末》42卷，南宋袁樞著。袁樞（1131—1205），字機仲，建州建安人，曆仕孝宗、光宗、寧宗三朝，先後任禮部試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吏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最後官至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知江陵府。袁樞為官，清正廉直，曾以大理少卿彈劾殿中侍禦史冷世光“納厚賂”之事；其修史，書法不隱，曾拒同裏人所求，認為“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是在他任嚴州教授時，約在乾道七年（1171）至淳熙元年（1174）之間。《宋史》本傳記其事說：“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鑒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於上，孝宗讀而嘉歎，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40]這段記載既說明了本書的體裁，又說明了它的社會影響。
袁樞據《資治通鑒》“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這就開創了一種新的史書體裁。“區別其事”，是變紀年為中心為以紀事為中心。“貫通之”，一方麵指貫通所紀之事，以盡其本末；一方麵也指貫通全書內容，使略具首尾。《通鑒紀事本末》把《資治通鑒》“區別”為239個事目，連同66個附目，共記述了305件大事：上起“三家分晉”，下迄“［周］世宗征淮南”，其間皆略按朝代、時間順序編次。這是一部紀事本末體的通史。《尚書》及《左傳》以下不少編年體史書，都包含有紀事本末的因素；唐人還從理論上提出了“盡事之本末”的史學要求，但真正在曆史撰述實踐上確立起紀事本末為一獨立的體裁，則創自袁樞。這是中國史學上除編年體、紀傳體、典製體之外的又一種重要體裁。袁樞之後，多有仿作，雖晚出而蔚為大國。袁樞友人楊萬裏就編年體同紀事本末體做比較時指出：“予每讀《通鑒》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誌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係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袁樞的書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效果呢？楊萬裏說：“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41]這段話大抵概括了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優點，一言以蔽之，它闡述清楚了每一重大曆史事件的始末原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章學誠說它是“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42]。中國古代史書的幾種主要體裁，各有所長，也各有其所不足，它們可以互相補充，各顯其所長，但卻不能互相代替，取此而舍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