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的價值，不僅反映在它對編年體史書的發展和文字表述的藝術性成就方麵，還突出地反映在它的思想價值、文獻價值和對當時及後世曆史撰述的影響等方麵。
《資治通鑒》的思想價值主要在於，它以極其豐富的曆史事實證明：政治統治的存在、鞏固和發展，離不開對曆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換言之，《資治通鑒》證明了史學對於政治的極其重要性。這集中表現在司馬光說的“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這句話上。在中國史學史上，這種知古察今、以史為鑒的思想由來已久。《資治通鑒》在這方麵之所以能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和曆史影響，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它包含了豐富的曆史事實，以及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所謂“十六代”的漫長曆史過程，而涉及的皇朝的興衰得失則更多。在這一點上，它所提供的曆史經驗教訓，是以往任何一部史書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另一個原因是，司馬光有一種強烈的以史學“資治”的撰述熱情，所以在紛繁的史事中他“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寫入本書，從而鮮明地反映出本書的社會目的。宋神宗賜以“資治通鑒”為名，正是恰當地把握了它的社會目的。還有一個原因是，司馬光把自己從而也把讀者擺到各種各樣的曆史環境裏去思考，去抉擇，使曆史和現實得以呼應起來。他說的“前世之興衰”，這是史書上可以寫得出來的；他說的“鑒”，有的可以寫得出來，如“臣光曰”或援引前代史論，有的就無法寫出來，而必須通過讀史的人去思考、去認識才能實現的。至於“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這基本上不是曆史問題而是現實問題了；確切地說，這是通過認識曆史問題從而更好地認識現實問題。所謂“考”，所謂“嘉”、“矜”、“取”、“舍”，都是對作者和讀者提出來的。司馬光的這種撰述思想和他在表述上的藝術性成就，使《資治通鑒》具有特殊的魅力。元人胡三省認為：“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製，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34]《資治通鑒》為曆代君臣、士人所重視，大抵出於這種認識。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敘論》，是古代史家對《資治通鑒》思想價值最全麵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