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異、糾謬、刊誤和考史
兩宋時期，曆史文獻學在許多方麵都有長足的進步，在有的方麵還有新的開拓。這是兩宋史學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裏著重闡說它在幾個方麵的表現：考異、糾謬、刊誤和考史，目錄學的新成就，金石學的創立。
這裏先說考異、糾謬和刊誤。
司馬光撰成《資治通鑒》的同時，還撰寫了《資治通鑒考異》30卷。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寫道：“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30卷。”這是講到了作《考異》的目的。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鑒》所參用的書在300種以上，其間，一事異說、一事多說者層出不窮，即使獨家之說、僅有參據，亦未必可靠。司馬光治史嚴謹，采撰必求其真，書事必求其實。但他又承認前人撰述的客觀存在和社會影響，故不取漠然態度，從而給自己提出了“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的要求。不“參考群書”，不能成鴻篇巨製；不“評其同異，俾歸一途”，不能成一家之言。這樣的采撰思想，劉知幾已言之甚詳。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注史蔚然成風，名家輩出，是曆史文獻學發展的突出表現。《考異》的產生，是史學家對曆史撰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曆史文獻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考異，就是考訂群書所記之異、正其所記之誤，求得撰述之真，以存信史。在司馬光以前，有的史家在撰述中作自注，就兼有這個目的，杜佑《通典》，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像司馬光這樣，寫出一部30卷的《考異》，專門闡述這個問題，還是第一次。《考異》涉及的範圍很廣，凡時間、地點、事件之真偽、人物之行事，都在考察之中。《考異》也有一定的例，而主要在於說明對有的文獻記載，何以取，何以不取，何以兩存之。《考異》本自為一書，元人胡三省作《資治通鑒音注》，乃分記各條於所考之事文下，俾便於閱讀。如《資治通鑒》卷一八九記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秋七月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事，《考異》曰：“《舊·本紀》及《唐曆年代記》、《唐會要》皆雲五年六月，置諫議大夫。按世長自諫議曆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四年十一月已預十八學士。據《舊·職官誌》，四年，置諫議大夫，今從之。餘按《唐六典》，秦、漢曰諫大夫，光武加議字。北齊集書省置諫議大夫七人，隋氏門下省亦置諫議大夫七人。四年以前，唐未及置，今始置之耳。”這一條考異，引用幾種文獻，互相參照，考訂了有關年代、人物行事和典章製度。《考異》征引諸書，或取其說，或棄其說，或諸說並存，多有引用原文者；而所引之書，亡佚不少，賴《考異》而得存部分佚文。故《考異》不獨使《資治通鑒》記事確當，也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佚書的麵貌。這是它在曆史文獻學上的兩個方麵的貢獻。清人錢大昕說：“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唯《通鑒》可以當之。”[80]這是對《通鑒》的評價，也是對《考異》的評價。後人在考異上的成就，多受到《考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