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的創立，開闊了人們對於曆史文獻認識、研究的視野，豐富了曆史文獻學的內容，在史書撰述和史事考訂上都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古代史家之留意於金石銘文者甚早，而對其做比較係統的搜集、整理、研究而用於證史、考史，則創立於宋代。司馬光撰《資治通鑒考異》，已采用碑文對所疑史事進行考辨。鄭樵《通誌》中的《二十略》有《金石略》專篇，強調“唯有金石所以垂不朽”而在文獻上具有特殊價值，認為：“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製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佚無紀，可為太息，故作《金石略》。”[87]其所著錄，則為上古文字、錢譜、三代款識、秦至唐曆代刻石。這對於金石學的創立在理論、分類和著錄幾個方麵，都是有開創性價值的。
宋代創立金石學的標誌，還有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這兩部專書。
《集古錄》10卷，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的金石學專書。歐陽修自序說，他對於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以及漢魏以來桓碑、彝器銘、詩序記等皆視為“至寶”、“可喜”之物，“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穀，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他的收藏廣而且多，以拓本“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又考慮到“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謬闕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這是他撰《集古錄》的由來和目的。
所謂“撮其大要，別為錄目”，記其可以訂補史傳之謬闕者，是他對收藏中最重要的部分所做的編次和跋尾。全書10卷中，卷一為周、秦、前漢、後漢，卷二、卷三後漢，卷四魏晉南北朝，卷五隋、唐，卷六至卷九唐，卷十唐、五代。其中唐最多，東漢次之，周與五代最少。全書共有跋尾400餘首，每首之末皆注明撰寫時的年月日，多撰於嘉祐至熙寧年間。卷三《後漢太尉陳球碑》跋尾記：“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唯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由此可以看到此書在正謬補闕上的價值。如卷四《魏賈逵碑》跋尾指出《三國誌·魏書·賈逵傳》所記賈逵為郭援所殺事，與碑碣稱述不合，故“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同時指出裴注言賈逵享年亦與碑文相異。跋尾之文不獨指出有史傳所記的謬闕，有時也反映出作者的曆史見解。卷二《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跋尾指出：“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托，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競競唯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嚐有家譜者。”這一見解同鄭樵《通誌·氏族略》序相同，對於說明唐代社會的門閥性質是很重要的，而歐陽修之說更早於鄭樵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