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論“史德”，是對劉知幾關於才、學、識“史才三長”論的新發展。《文史通義》中的《文德》、《質性》、《史德》、《婦學》、《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等篇，都論到過才、學、識問題，足見他對“史才三長”論的重視。他重複劉知幾的論點說：“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17]他不像劉知幾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才、學、識之間的關係，而是采用思辨的方法來闡述它們相互間的關係，指出：“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18]學是基礎，識是水平，真正的才是學與識的表現形式。他舉例說，司馬遷《史記》“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19]。史例的運用，其實也是史才的一種反映；史家為史例所拘牽，從根本上說還是史識的不足。章學誠的這些見解，並不是簡單地重複劉知幾的論點，而是把它們之間的關係闡述得更全麵、更透徹了。
章學誠對“史才三長”論的發展，更突出地表現在他明確地提出了“史德”這一理論範疇，以及與此相關的“心術”論。他寫道：“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賈）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抉擇以成文理耳。”[20]章學誠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由“史德”而論及“心術”，這是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