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和章學誠在古代史學批評史上所占據的重要地位，是沒有人可以與之相比的。在章學誠還在世的時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劉知幾。對此，章學誠認真地作了這樣的表白：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23]
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同劉知幾在史學批評上的異趣。在這裏，章學誠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史法”和“史意”兩個史學範疇的區別。而這兩個史學範疇，並非隻用於說明他跟劉知幾的異趣，而是反映了唐宋迄清，史學批評之發展上的主要特點。章學誠對此曾作這樣的概括：“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24]章學誠對這一發展是看得很重的。
“史法”和“史意”這兩個範疇的含義，在中國史學上都有一個不斷豐富的過程。
“史法”，按其初意，當指史家的“書法”而言。孔子是較早提出“書法”這個概念的人。他針對春秋時晉國史官董狐所書“趙盾弑其君”一事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25]這裏講的“書法”，是指古代史官的記事原則。從當時的製度、禮儀、是非觀念來看，董狐所書“弑其君”，顯然也包含了對所記事件的評論和有關人物的褒貶。這是當時史官記事的一種成例，在春秋時期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孔子作《春秋》，“發凡言例”，“屬辭比事”，一方麵反映了他對曆史的見解，另一方麵也是對這種書法傳統的總結。
劉知幾著《史通》，極大地豐富了史家關於史書體裁、體例的思想，也擴大了“史法”的內涵。他認為：“史無例，則是非莫準。”[26]劉知幾說的“史例”，是指史書在外部形式上的規範和內部結構上的秩序，這種規範和秩序也反映著史家對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褒貶的看法。他對史家記事的原則和要求，也有專篇論述，並揭示了史家“書事”中“直書”與“曲筆”的對立。劉知幾還論到史家撰述中所取史事的真偽、詳略，以及語言、文字表達上的要求。他認為，這是關係到“史道”、“史筆”的重要問題。《史通》一書涉及史學的很多方麵，但它主要是從史書的形式、書事的原則、內容的求真、史事的處理和文字表述的要求等幾個方麵，展開對以往史學的批評的。他講的“史例”、“書事”、“史道”、“史筆”，豐富、發展了前人關於史家“書法”的思想。他說的“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其實就是說的“史法”。劉知幾之論史例、書事、史道、史筆，已經完全擺脫了劉勰把史書作為一種文體來看待，而是從史學的獨立品格來討論這些問題的。這是劉知幾在史學批評上的重要貢獻。在他之後，討論“史法”的人逐漸多了起來，如韓愈、鄭樵、葉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