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廬
光華書局的誕生
當倡辦《西湖晚報》的消息，告訴遠在新加坡的一位“候補華僑”沈鬆泉時，他非常高興他的朋友有了自己的新事業。不等我的召請，就向三友社辭職趕回祖國。不料他不爭氣的朋友“自己弄一張報紙幹幹”這小小的企圖又告失敗了。
怕又要失業了，不得已再進泰東編譯所工作。這時候泰東編譯所已經風流雲散，徒有其名而已。沫若仍在上海，卻另住環龍路上，與泰東圖書局沒有什麽關係。創造社同人的新作品，也有兩年多沒有見麵。
到民國十三年（1924），“五卅”慘案後，我們幫汪北平先生在太和坊辦一張《海員工報》，鬆泉有時也來相幫發稿。這時，盧芳先生也脫離友邦保險公司，我們三個人就常常會在一起。
一天晚上，鬆泉和盧芳同到商報館來看我，說他們有個新計劃，要我參加。
“幹什麽呢？”我問。
“辦一個出版部，慢慢地將它擴大成為新書店。”
說到書，對於我是頂感興趣的事，就在這一晚上，我們到《海員工報》社裏，共同商決一個初步辦法。辦法是很簡單的，因為大家都沒有錢，隻好各人盡各人可能擔任的工作。我是對於印刷所有相當交情的，同時也吃過紙行飯，就歸我向紙行賒欠紙張，同印刷所辦到不付錢可以先印出來書的交情。盧芳擔任營業上和事務上的奔走。鬆泉擔任拉攏幾部暫時不付現金的稿子。
如果都能順利地辦到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多量的資本。三個人隻拿出來二十五元錢作為必需的籌備費用——文具箋封招牌等。
二十五元，就是光華書局開辦時僅有的資本。（後來從太和坊出版部搬到四馬路市房時，又由我半捐半募地弄到兩千多元資本。）
光華書局的創立，我們要感謝郭沫若先生的熱忱協助。就是他說的我們同在泰東編譯所裏有過半年以上吃大鍋飯的交情，願意將新著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和在許多刊物上發表過編纂起來的《文藝論集》交給光華印行。同時，更以最低的條件——五十元一期編稿費，編輯一種半政論半文藝的雜誌《洪水》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