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
昔仲尼沒[1]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2]。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3]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4]。
漢興，改秦之敗[5]，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6]而稱曰：“朕甚閔[7]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8]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9]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會向卒，哀帝複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10]其要，以備篇籍。
本文節選自《漢書·藝文誌》，（東漢）班固著。萬安倫、周楊據《漢書藝文誌注解》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大中書局姚明輝本點校。
【導讀】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從我國使用甲骨文字開始，就已經有了圖書管理的辦法，但還隻是限於王公貴族的檔案資料。隨著社會發展，到春秋時期，文字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政府發布諸多“訓誥”，民間亦產生許多歌謠傳說等，對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管理也逐步完善起來，孔子編訂六經，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圖書編輯出版活動。戰國時期社會動**，學派林立，百家爭鳴，各家都通過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思想理念，著作種類、數量空前繁盛。但古代傳抄不易，各學派為宣傳自己的思想，發明了“敘錄”“題解”的辦法，將論著的文章大意加工為內容概要，傳播自己的學派宗旨，這種方式簡便高效，此後被廣泛采納。但此時“敘錄”隻限於整理個別著作，真正大規模的編製目錄，直到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的圖書整理活動中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