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原名賢琮，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之一。他在新中國成立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對人民民主政權和社會主義法製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董必武同誌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平時，他練習毛筆字總是用一些舊報紙，大楷寫了寫中楷，中楷縫裏插小楷，一張紙總是寫得密密麻麻的。一塊毛巾先擦臉，舊了擦手，再破舊了就中間剪開兩頭接上用來擦腳。而且，他不但自己這樣做，還十分重視培養子女勤儉節約的好習慣。
在他的兒子良翮小的時候，董必武同誌用《鋤禾》一詩作兒子的啟蒙教材，常常為兒子講解，並且要求兒子背誦。從小學到大學，家裏一直對良翮采取“實物供給”的辦法，牙膏用完了給牙膏，毛巾太破了給毛巾，從來不給錢買其他零食和消費品，隻給剛夠來回的車費。一次良翮一心想買一雙自己喜歡的布鞋，竟從車費中三分五分地積蓄了兩年。
1953年前後，董必武同誌一家住在鍾鼓樓後的一個有很大後花園的有院子中，院子裏房子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氣魄。傳說這個院子曾是個王府。在這裏，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濃蔭；秋天有葡萄、海棠、棗；冬天銀裝素裹，別有一番趣味。董必武也很喜歡這個住所，但是，過了幾年，他還是決定搬進中南海。
一天，他在辦公室的躺椅上坐著看文件，女兒董楚青進去跟他說起這個院子大、好玩，意思是希望爸爸改變搬家的決定。董必武笑著聽女兒說完後，認真地向她解釋道：“這個地方房子好，花園也很漂亮，你到哪裏去找這麽好的地方呢？說沒有是太絕對了，起碼是很少。對不對？為什麽還要搬呢？”接著，他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撥開食指，說：“第一，為我一個人，要有警衛排，要燒鍋爐，要煤，要人跑這麽遠來送文件。這樣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這些都解決了，為國家節省了人力物力，我還不該搬嗎？該搬。第二呢？”他說著，伸開中指，“我上班太遠，要坐很長一段距離的汽車，這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去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就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國家窮啊！”最後一句話，好像是從他的心底發出的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