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的研究生，因為那時候我在蘇聯學習，錯過了認識他的機會。“**”結束以後，第一次見到王先生是在中央教科所，他看起來就是一名學者，很有修養。有一次，我們一起住在北師大北麵的遠望樓酒店，那次是中央教科所學術委員會職稱評選會議。我們都是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成員，後來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科評議組成員，經常在一起開會，還有其他學術性會議，我們的交往就多了起來。
王先生在德育方麵造詣很深，他本人也是學者的楷模。“**”結束以後，教育領域的科研工作開始起步，教育學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麵。黃濟先生專攻教育哲學，王策三先生搞教學論，我開始研究比較教育，王逢賢先生就專注於德育的研究，他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發展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研究生班是蘇聯專家來上課，我在蘇聯學習，我們學的內容都差不多，最根本的是我們都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王先生是搞德育的，更堅持這一條。我想當時是受蘇聯教育的影響，但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教育思想，融合了一些西方的東西。王先生在德育方麵的研究主要是在基礎理論方麵，包括什麽是德育、德育的重要性、理論基礎、德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德育的原則等。王先生跟魯潔老師兩人都是搞德育的，而且合作得很好，他們是我們新中國德育的重要奠基人。他們兩人有深厚的友誼，他們的友誼值得我們學術界很好地學習。
王先生治學很嚴謹，重視研究生的培養。一直到去世以前不久他還在給研究生講課，而且一講就是好幾個鍾頭。他注重講課的質量，重視把自己的教育觀點介紹給學生。他對學生嚴格要求。王先生也是能坐住冷板凳的人，他不為名、不為利，做了一輩子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