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初中畢業後在生產隊參加了一年生產勞動，第二年當地缺民辦教師，群眾看中了我，當了10年民辦教師。“文革”結束恢複高考後，撞大運撞進了長春師範學院中文係。入學那年，我28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1977年4月入學，1979年8月畢業，雖然是專科學曆，但實際學習時間不到兩年，然而我們那期學生，都勤奮努力，畢業前夕，人人躊躇滿誌，摩拳擦掌，想在教育戰線上大幹一番。大多數同學都想選擇城市學校，認為條件好，能發揮自己的才能。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樣，想找一個能適合自己工作的地方。我麵對著眼前那張畢業分配誌願書，提筆就寫下了“回原縣原公社原大隊工作”。根據我的學業成績和在校的思想表現，組織把我分配到榆樹師範學校工作。這對別人來說，也許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對於我並不算是個好消息。我請求領導重新考慮我的要求，把我分配回自己的家鄉——榆樹縣（現改市）秀水公社（鎮）腰圍子大隊（村）。
親友們紛紛來信勸我打消回鄉的念頭，讓我不要做出傻事來。有幾個和我很要好的同學也勸我說：“你落腳城裏，讓你的父母、妻子、兒女都借點光，農村的那個苦日子你還沒過夠嗎？”我心裏想：“農村怎麽就像十八層地獄那麽怕人？”又一個同學勸我說：“你在城裏，踏踏實實幹幾年，很快就會成個名師。到農村，條件差不說，誰能發現你呀？”這些人不了解我的心，我追求的是事業，想踏踏實實地做點事，我認為適合我發展的環境就是自己的家鄉。我對待客觀環境的態度是：一是了解；二是熟悉；三是適應；四是改造；五是利用。我是當地人，對當地的情況了解、熟悉，也適應，剩下的就是改造環境、利用環境了。在對事業追求的路上，我認為這是一條“捷徑”。20年後有位記者問我，“當時為什麽作出令人難以理解的舉動？”我除了回答這個理由外，又對她說，我還有一種想法，就是“一個坑裏種幾棵玉米”的問題。“文革”時追求高產，在應該種一棵玉米的坑裏種4棵，結果棵棵都沒長好。人才都在城市紮堆，就像4棵玉米擠在一個坑裏。我選擇了農村，這一個坑裏就我一棵玉米，我的事業發展自然會得天獨厚。再者，農村教育落後，而越是落後的地方越需要人，越是落後的地方待開墾的“處女地”就越多，收獲也就會多。從幹事業的角度來看，我應該選擇農村。我幾次向上級領導申請，最後和一位同學調換了工作。這樣，我就踏上了家鄉的“鄉間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