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上都要做事。但人生有限，事業無限。一個有進取心、事業心的人都謀求在有限中去發展無限，而要取得最大效率，必須要充分利用“有限”。“文革”結束後，在江蘇省泰州中學教書的我便爭分奪秒地投入到“搶救”語文的千軍萬馬之列，用火山爆發那樣的熱情，去努力奪回“文革”給語文教學造成的損失。1978年，我以“亦教”筆名發表了萬字論文《試論語文的工具性》，在江蘇地區語文界引起了反響。此後我不斷發表教學經驗文章，為重建被“文革”破壞殆盡的語文教學貢獻著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當為成功欣喜，有些自我陶醉的時候，在“文革”中遭批鬥的江蘇省泰州中學於一平老校長恢複原職。這位20世紀30年代畢業於上海正風文學院的學者型校長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埋頭教書，充其量隻是個教書匠。隻有既教書，又看路，投身教學改革，才能成為真正的好教師，才可能成為教育家。”老校長的一番話，在我的為師路上樹立了新的路標，指明了更高的奮鬥目標。是啊，埋頭教書，可以獲得教學成果，可以送一批批學子進大學，可以享受“得英才而教育之”的甜美，可以做一個安分、稱職的教師；然而，抬頭看路，投身教學改革，則需要更好地去探“語文”教學之路，求語文教學之“真”，解語文教學之“謎”。
當時教師們普遍教書情緒高漲，許多人像我一樣滿足於拚嗓子、拚時間、搬大山（批改作業），學生學習負擔過重。不久，呂叔湘、葉聖陶等著名教育家在報刊撰文，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呼籲大力改革語文教學，提高語文課堂教學效率。這對我觸動很大，我深切地感到，要做一個好教師，必須到教學改革的風浪中摔打，去探索高效的語文教學之路，改變語文教學“少慢差費”的狀況。從此，我進行了漫長而艱難的語文教學改革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