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來暑往，一晃我在語文教改之路上拚搏了七八個春秋，結合教學，我對語文的地位、目標、功能，語文教學的原則、思路、方法，乃至語文的備課、板書、作文評改等微觀領域都做了研究，1986年出版了第一部23萬字的文集《語文教學之路》（與程良方合作），但是並沒有找到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的“捷徑”。
路在哪裏呢？
一次偶然機會，我拜訪了全國著名的語文教育史專家顧黃初教授，告訴他我對未來的思考：“下一步我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繼續深化語文教學方法研究；二是編實驗教材。”顧先生似乎未經思考就脫口而出：“編教材！”這句話讓我眼前一亮。就此我和顧先生在他家裏開起了“討論會”。我多角度研究了語文教法的改革，幾乎觸及了各個領域，為什麽深不下去？為什麽費力吃苦果，教學效率並不令人滿意？為什麽學生怕學語文，課堂讀書如嚼蠟？問題之一是作為教學之本的教材，其內容、體係、呈現形式等尚不適合教學。我們在討論中形成了這樣的共識：用教材來製約教法，用先進的教材理念改變落後的教學思想。
編教材，這的確是一著好“棋”！
然而，編語文教材談何容易！撇開傳統的教育觀念和方法不說，僅就當時教育體製的現狀而言，在一個什麽都講究統一的教育領地，以個人的名義主編一套實驗教材可能嗎？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教材從來都是國家教育部門的專業機構組織最著名的高層專家學者統一編寫的，我隻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能行嗎？
如果說，我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那是不實事求是。憑著我多年的社會閱曆和對教育管理的了解，我確實預料到這將是一條充滿荊棘、舉步艱難的路。但對於一個追求人生最大價值的改革者來說，困難恰恰是使石墨在壓力下變成金剛石的煉獄。我被強烈的責任感和自信心驅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