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投資體製的不斷變革促使高等教育的投資渠道不斷拓寬，資金總量不斷增加，支持了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同時也催生了在多渠道投資架構基礎上的一些新的辦學模式，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類型和結構的多元化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體製改革的推進，省級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權限擴大，省會城市的高等學校數量增加。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地級中心城市舉辦的高等學校也逐漸增多。這一發展進程表明，隨著區域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高等學校的布局已經逐步下移，地級城市興辦高等學校成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的重要特征。投資體製的改革還直接促進了辦學主體的多元化。除了以各級政府為辦學主體的公辦高校模式外，我國還出現了完全市場化的各類民辦高校的辦學模式，以及政府、公辦高校和市場相結合的混合型高校的辦學模式等新的高等學校類型（如獨立學院），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各類高等教育形式的蓬勃發展。高等教育辦學的合作者多種多樣，有境內的國營與民營企業、民辦學校、社會和學術團體、科技開發公司等，也有境外的優質大學、國際組織等，而辦學的方式也呈現多樣化的特征。民辦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渠道多，既有通過融資手段籌資的，也有靠企業投入經費的，還有依靠學費滾動發展的等，但都不依靠國家財政性經費投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