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對私立學校實行的是“公私兼顧”的政策，後來受蘇聯教育學界1952年《關於作為社會現象的教育的專門特點的爭論總結》的影響，教育被簡單地歸結為社會上層建築，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這一觀點在1957年毛澤東同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被延續，到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確立為“兩個必須”的教育方針，教育被確定為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民辦學校因喪失其合法性而退出了曆史舞台。
改革開放以後，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前導下，教育學界開始了對教育本質問題的大討論，認為教育不僅僅具有單純的政治功能，打破了教育是上層建築的錯誤認識。這些學術爭鳴和理論探討，為民辦教育政策法律建設的突破提供了理論基礎。20世紀80年代初期，公辦教育資源的社會供給嚴重不足，民辦教育被認為具有“拾遺補闕”的作用，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獲得了一種事實上的承認。雖然1982年《憲法》中有關社會力量辦學的條款被視為是對恢複民辦教育的肯定，但是當時的社會力量主要被認為是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民主黨派，對私人辦學仍然是不置可否。民辦教育存在與發展的整體政策環境並不明朗，也不具備形式上的合法性。
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辦教育開始被認為是我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成為“國家辦學的補充”。但是，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民辦學校的辦學層次還比較低，主要是以非學曆教育為主的職業學校和業餘學校的方式生存和發展。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民辦教育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不但民辦學校的數量迅速增加，而且民辦學校的辦學層次也在不斷提升。民辦教育開始由非學曆教育進入學曆教育領域，民辦教育的辦學範圍得以迅速擴大。但是從總體上看，在1997年以前，民辦教育的法律地位並不牢固，其辦學範圍受到國家政策的嚴格限製。換言之，民辦教育的合法性依然存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