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貝克特喜歡哲學，也喜歡新潮文藝。一生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親眼看到戰爭給人們帶來災難，現實世界令人絕望，因而陷入對存在主義哲學的迷戀，認為存在是荒誕的，曆史毫無規律，命運是不可知的，人類無能為力。這種觀點曾明顯地反映在他的小說和戲劇中。世界總是時時處處威脅、壓迫著“自我”，人所存在的周圍世界充滿了“敵意”、“荒誕”、“冷酷”，人活著毫無意義，隻是痛苦和孤獨、恐懼和失望。他的作品旨在揭示生活的毫無意義和存在的極其荒誕。另外，20世紀20年代，歐洲盛行的意識流文學新潮也深深吸引了貝克特，創作上受喬伊斯、普魯斯特和卡夫卡的影響，一開始走的就是遠離現實主義傳統的創作道路。
貝克特在戲劇創作上主張藝術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統一。他說，戲劇“需要一種新的形式，這種形式能容納混亂的生活而不試圖改變混亂的性質……尋找一種能容納混亂的形式是當前藝術家的任務”。貝克特也正是以“反傳統”的戲劇形式來反映人類荒誕、混亂的生活，他的作品也正是從內容到形式都存在著一種“荒誕”。
1937年，貝克特預見到了一種“非語言的文學”的誕生，他說：“我們不能馬上消除語言，但是我們可以盡我們所能，讓語言漸漸聲名狼藉。我們必須讓語言千瘡百孔，這樣，隱藏在語言背後的某種東西，或者根本就沒有東西的東西，就顯露出來。”[1]“語言是一種自滿的形式”，而“寫作好比是‘用塵土來堆雪人’怎麽堆也堆不起來。”貝克特作品中的語言形式與要表達的內容緊密結合。戲劇中對話很少，幾近沉默，即使有對話，也充滿非邏輯性，不是語無倫次、胡言亂語，就是支離破碎，令人莫名其妙。其目的不是交流，而是表現人物的孤獨。通過這些非理性的語言揭示人物的複雜心態，表現他們的焦慮、欲望、恐懼以及對待死亡的矛盾心理。隨著語言的逐漸消失，貝克特說，“我想這可能就是當代作家最崇高的理想了吧……有什麽理由不讓語言表象這種可怕的物質像聲音表象一樣融化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