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勒東曾經評論艾呂亞的詩作，認為他的詩是行動與沉思並存，集中了詞語的精華，表現了心靈活動的寬闊、奇特、粗獷、深沉、輝煌燦爛和撕心裂肺。
“他的作品是現代詩的藝術與法國文化思想優良的人道主義與國際主義傳統的珍貴結晶……他的抒情詩是他的淳樸、善良、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人品的表現。艾呂亞是法國（可能不止法國）現代派詩人中最富於人情味的詩人，也是將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創新應運得最出色的詩人。”[12]
麵對愛情，艾呂亞自己曾經說過“進行中的愛情才不覺得疲累”，言下之意是，讓人們感到倦怠的不是苦難，而是自行停下的愛情的腳步。麵對法西斯的濫殺和焚屍爐，詩人說：“我怎麽會熱愛痛苦，我，比別人更加熱愛幸福！”但是，幸福不僅僅和愛情有關，它和集體、眾人相關，它並不僅僅牽涉到一個個孤零零的詩人，而是整個社會、國家。這一點，艾呂亞的詩歌表現得淋漓盡致。對於幸福有這樣的理解，所以，艾呂亞不僅是愛人眼中、法國人眼中的驕傲，也是具有同類感情的不同國度的讀者的驕傲。
某些人認為，超現實派是一個具有消極、落後、幻想色彩的文藝運動，其實，他們並沒有深刻理解超現實主義作家。其出發點在於反抗傳統，反抗約束，從而反抗法西斯。在巴黎陷落之後，艾呂亞和阿拉貢都曾經積極從事地下工作，他們不單在文藝方麵盡了抗戰義務，甚至在組織群眾、訓練地下軍方麵，也成為不可缺少的積極分子。《永生評論》曾是艾呂亞在抗戰時期秘密刊行的一本詩與散文的雜誌。這個僅出四期的雜誌曾將雨果在1875年寫的一篇短文刊於報首：“文人的工作從來沒有比這時候更偉大的了。……複興法蘭西……為了全世界人們……從什麽地方放射出來呢？從人民的靈魂裏。”這篇短文可以看成是法國文藝工作者在勝利之後重整旗鼓的宣言，艾呂亞則是切實履行這一宣言的鬥士。在正義麵前，誰都不是孤立無援的，這不正是詩人艾呂亞指出的人類作為共同體的特質，即守望相助，是頭頂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當然，更是一個國家公民性格的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