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一名超現實主義鬥士之前，艾呂亞除了閱讀奈瓦爾、波德萊爾、洛特雷阿蒙、阿波利奈爾的大量詩作外，他還在養病期間把惠特曼的法文譯本《草葉集》帶在身邊，反複閱讀。在詩選《詩人的榮譽》序言第一集中，艾呂亞說：“深受本國人民鼓舞的惠特曼，號召拿起武器的雨果，被巴黎公社迷住了的林博特，熱情奔放並激勵著周圍一切事物的馬雅可夫斯基……偉大的詩人們堅定不移地行動的時刻或早或遲總會到來。”[10]詩人們使用語言的權力是無限的，哪怕是與外部世界最尖銳的衝突也不會使他們的詩歌受到損害，反而會給他們增添新的力量。麵對戰爭的危險，詩人們從法國四麵八方挺身而出，他們懷著憤怒握緊自己的筆杆。維昂、蘭波、波德萊爾、阿波利奈爾等，所有這些人，他們都懷念光輝燦爛的人世，都曾受到崇高的**和卑微的情欲所折磨，絕望而又樂觀。這些充滿反抗精神的精神領袖前人促使艾呂亞要努力做一名獻身正義事業的人。
艾呂亞後來在達達運動和超現實主義創作實踐中，不斷進行語言上的研究探索，逐漸形成自己明朗流利的風格。他愛書寫平凡普通的事物以及愛情，意象豐富，文字平易，極富抒情意味。他的詩歌語言和詩歌中的公民立場對當時和後來者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中國詩人戴望舒的詩集《我的記憶》出版於1929年，詩集中收錄了如《我的記憶》《斷指》《雨巷》等多首膾炙人口的抒情詩。《雨巷》自然是其中曾令人折服傾倒的作品，它以色彩、音節、意向取勝，戴望舒也因此而被稱為“雨巷詩人”。作為書名的那首《我的記憶》不僅具有法國詩的味道，而且就其內容或形式來看都不愧是當時極其新銳的作品。詩人列舉了一係列細微事物，來證明他的記憶幾乎無處不在，格式雖然簡單，意向卻具體而豐富，如“在燃著的煙卷上，在繪著百合花的筆杆上，在破舊的粉盒上，往日的詩稿，壓幹的花片，淒暗的燈上，平靜的水上……”。詩人朦朧的境界給我們提供了自由想象的權利和空間。這首詩無疑受到艾呂亞早年作品如《自由》的影響（其中的“在……上”，疊句連連，與《自由》中的句式如出一轍），這清楚地印證了戴望舒對艾呂亞詩歌形式上的接受與借鑒。戴望舒此詩一出，當時中國新詩的題材和語言無形中也隨之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