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文學院在給常任秘書加繆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時評價，“加繆具有活躍的創造力，即使在法蘭西以外，也屬於文學界的中心人物之一。他被一種真誠的道德觀念所鼓舞，把整個生命奉獻於對人生最根本問題的探討。而這種內在的自覺無疑符合諾貝爾獎的理想主義原則。他雖然不斷肯定人類處境的荒謬，卻不是出於消極的否定論。他的荒謬觀可說是由一種強有力的使命所充實的、背叛荒謬的意誌。他為了喚醒這種意誌，便創造了一種價值。”[8]
“他在本世紀頂住了曆史潮流，獨立繼承著源遠流長的警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向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勝負未卜的宣戰。但是反過來，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的時代，再次重申反對摒棄道德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反撥，反對趨炎附勢的現實主義，證實道德的存在。”作為摯友，薩特於1960年在《法蘭西觀察家》發表悼念加繆的文章，滿懷深情地回憶了加繆的一生及其對世界文學的貢獻。
這些話無疑是對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客觀而中肯的讚揚。無論從文學史意義上，還是從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之政治意義上，加繆都值得後人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禮。如果說，每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都是傑出的，那麽，加繆的特殊價值則應該用偉大來形容。
[1] 柳鳴九：《法蘭西文學大師十論》，360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法]約瑟夫·祁雅禮：《二十世紀法國思潮》，吳永泉等譯，13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3] 鄭克魯：《現代法國小說史》，219頁，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
[4] [法]加繆：《局外人·自序》，柳鳴九等譯，4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