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在法國20世紀文學史中是傑出的，然而，任何偉大的人物都不是憑空誕生的，他或多或少地都要繼承前人思想的精華，之後憑自己的智慧與勤奮向時代作出回答。加繆也不例外。
加繆讚賞尼采對基督教的清醒認識，肯定尼采對基督教批判的態度，對不符合人性的舊道德深惡痛絕。對尼采的權力意誌說和超人哲學，加繆持不同的看法：因為尼采在否認了神的意誌之後，卻用超人的意誌代替神的意誌。所謂的超人，在加繆看來，不過是另一種貴族的權力表現。他們掌握對人類的生殺大權，具有發動戰爭與征服的能力，這種權力的交替對人類並無本質的區別。加繆的戲劇作品《卡利古拉》便塑造了這樣一位瘋狂的皇帝，他走完了自己短暫而充滿絕望的一生。卡利古拉的悲劇正是一出超人國王自我毀滅的悲劇，而加繆正是通過這一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的啟示意義，傳達出自己對人性最本質的認識：人的尊嚴是生而平等的，是至高無上的，無論世界的秩序怎樣改變，人才是第一位的。
現今的法國批評界，仍然把加繆與薩特的“存在主義”區別對待：認為薩特是真正的存在主義者，而加繆所關注的是世界和人之間不可調和的“荒誕哲學”。但是英美批評家則依然把加繆歸入“存在主義”的營壘，至少是右翼的存在主義者。
在文學淵源上，卡夫卡對加繆的影響是最直接、最明顯的。卡夫卡是荒誕文學之父、現代派文學的鼻祖，是表現主義文學的先驅，其作品主題曲折晦澀，情節支離破碎，思路不連貫，跳躍性很大，語言的象征意義很強，閱讀和理解其作品有一定困難。卡夫卡筆下描寫的都是生活在下層的小人物，他們在這充滿矛盾、扭曲變形的世界裏惶恐、不安、孤獨、迷惘，遭受壓迫而不敢反抗，也無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看到他描繪出的一幅幅畫卷，人們會感到一陣陣震驚和恐懼，因為他仿佛在為人類的明天敲起陣陣急促的警鍾，他為人類的未來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