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人看來，一個“自由人”的特征即是在生活上能夠自給自足，不依附於他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一個“奴隸”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天生屬於他人的人。正如亞裏士多德所言：“一個自由人的狀態就是不生活在另一個人的束縛之下……那種在本性上不屬於自己而屬於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隸。”[59]以此為標準，除了自耕農之外，包括獨立的手工業者、商人、雇工在內的從業人員，就由於不能夠在生活上自給自足、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他人而都帶有了不同程度的“奴性”，所以，在早期希臘，“服務”（service）與“奴役”（servitude）是密不可分的[60]，為自己工作和為他人工作正是“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區別所在。在希臘，拿錢為別人辦事被認為不是一個自由人的行為，一個自由的公民即使淪落到一文不名，也要保持其經濟上的某種獨立性。在《回憶蘇格拉底》中講到一個名叫猶太魯斯的公民，他由於戰爭而喪失了全部財產，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當蘇格拉底建議他去為一個大戶人家做管家的時候，他拒絕了，因為“不願做一個奴隸”，而寧願當一個“自由的”雇工[61]。
可見，“雇工”是一個“自由人”可以想象到的最壞的生活狀態。如果說一個“雇工”還保留著人身的自由和職業上一定的選擇權的話，那麽奴隸則完全沒有一點自由可言，他們本身隻是一種“會說話的工具”。為了證明奴隸製度的合理性，古典時代的作家們紛紛從各種角度論證奴隸在天性上的低下，幾乎沒有人提出過廢除奴隸製度的主張。“在希臘人眼中，沒有一個健康的長久的社會能離開奴隸。”[62]阿裏斯托芬在《公民大會婦女》中用充滿想象力的戲劇的語言向世人描繪出了一幅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的圖景，人們終於不再為生計問題而操勞，生活在幸福、和諧和安逸之中；但是在戲劇的結尾處，當有人忽然問到由誰來耕田種地的時候，回答仍然是：“奴隸”。由此可見，使用奴隸的觀念在希臘不僅由來已久，而且是根深蒂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