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些作為非主流的學者對“現代化派”所進行的質疑和批駁的基礎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芬利為代表的新一代學者開始對這一學派及其古史現代化的種種主張進行更加全麵、係統和深入的清算和反思，從而扭轉了“現代化派”一統天下的局麵。
在這裏，我們還要看到，由德國學者布赫和邁爾開始的這場學術爭論雖然帶有十分明顯的時代印記，尤其是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古史現代化學派”把很多非學術因素帶到了曆史研究中，古代的曆史被不恰當地利用了，成為了比附和影射現實的注腳，其對學術研究的消極和負麵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我們也要看到，這場論爭以及“古史現代化學派”在客觀上對後來的古典學以及其他領域的研究還是產生了一些積極作用。首先，這場爭論激發了學術界對古代經濟問題的關注和興趣，極大地推動了古代經濟史的研究，曾經被長期忽視和邊緣化的古代希臘羅馬的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成為20世紀古典學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大量古代經濟史研究著作的問世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羅馬的認識，尤其是對消除一直被戴在希臘羅馬文明頭上的理想化的光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就學術發展本身而言，這一爭論引發和促進了曆史學以及相關的各個研究領域的進展，其中既有新理論的產生、新方法的運用和新模式的建立，比如韋伯的“理想類型”和波拉尼的“禮物經濟”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時也有新問題的提出，比如20世紀興起的奴隸製、古代人口、城市化、古環境學等新的研究領域都或多或少地與這場爭論有關；最後，正是因為以邁爾為代表的“古史現代化派”把古代和近代做了不恰當的類比，才促使人們更多地看到了兩者之間的差異，為進一步研究和認識古代經濟和古代社會的特點創造了條件[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