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從小生活的家庭並不富裕，父母關係又差，母親生活辛苦，父親經常酗酒不歸，並沒有給她的童年世界帶來溫暖和良好的教育，父愛缺席造成了她與男性有距離感，她的丈夫迪克也沒有滿足她內心深處所需要的依賴感和安全感。童年的缺憾讓她發誓不能重走母親的路，於是她在城裏體麵的工作，住在單身職業女性的公寓裏，從未考慮婚姻大事，直到30歲受到了周圍閑言碎語的衝擊，才恍如隔世覺得自己到了嫁人的年紀。於是，瑪麗與迪克閃婚，離開城市來到破敗的農場生活，由於農場持續經營不善、迪克懦弱無能、鄉下環境惡劣，瑪麗嚐遍了心酸苦難，體質變差且精神也萎靡不振，不曾思考人生的人必定會迷失在生活的風浪中。瑪麗的母親在她小時候就告誡她黑人是危險的，因此她對黑人有著恐懼感。後來她到農場生活後，除了是迪克的妻子，她還多了一個新的身份——農場主夫人，這讓她更加有了白人的優越感。在麵對黑傭問題上，“現在她非得同土人打交道不可了，這真讓她傷透了腦筋——她認為這必然是一件傷腦筋的事——她心裏實在不大樂意，可又下決心不讓自己被嚇到。”[6]當她麵對黑人時，滿心嫌棄和厭惡，並將此轉化為對黑傭的奴役和嚴苛的管製，表現為監工殘酷、對家傭亂發脾氣、不信任和克扣土人的薪水、不顧及黑人的內心需求，多次辭退黑人，挑三揀四以至於難以再找到幫傭，使得丈夫迪克頭痛不已。萊辛在瑪麗身上突出地寫了瑪麗與黑傭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出瑪麗壓榨黑人奴隸的一麵，種族歧視非常嚴重，那種無厘頭和神經質的女主人形象原形畢露。實際上瑪麗是千萬個在南非進行殖民統治的白人代表，在本質上與殖民製度是淵源嬗遞關係。
她與迪克經濟拮據，不關心外麵的時事，和同村鎮的其他白人也不往來，除了與查理·斯萊特保持聯係。因為迪克常與斯萊特討論農場事務，實際上後者處心積慮想收購迪克農場。白人之間的利益爭奪讓生活在他鄉的白人族群不再和睦，人們各自想著自己的好處不擇手段地去攫取，甚至傷害自己的同胞，這也反映了殖民者的本性就是一場無人性的資本掠奪，他們不僅苛刻對待農場的黑人，把黑奴當成會下蛋的鵝，竭力去榨取勞動力，而且手足相殘，偽善至極。瑪麗陷入這樣的環境裏，更加找不到歸屬感和安全感，迪克也不能從感情上真正地關心她，物質的滿足更是天方夜譚，從裝修防暑天花板到開店鋪、養雞養蜜蜂統統以失敗告終後，她就越發現迪克的無能、固執，二人觀念相左也無新的起色變化，於是她以爭吵和出走來反抗迪克和家庭給她帶來的不公，從試圖改變到袖手旁觀，任由家庭和農場的頹勢發展，與迪克在精神上漸行漸遠，並將自己放到了個人的小世界，身體也患上莫名其妙的病，健康與日劇下。她懷念在城裏優渥的生活環境，始終處於遊離狀態，時常以這種回憶打發在家百無聊賴的日子，這是對英國社會、上層文化的認可與追憶、懷念，也有南非鄉村生活的屏蔽後對現實的不滿，這種張力使得她如一根繃緊的弦，一撥就斷。瑪麗在地理位置和文化精神上都處於“流放”的狀態，似乎背井離鄉，在尋找著自己的精神家園，這個家園是想象中的家園，也是心裏歸屬的家園。薩義德說，“流放還意味著與文化身份之間的批評距離，與所有習俗的對抗，無論是殖民者還是被殖民者。”[7]直到摩西的出現，瑪麗這種飄忽不定的生活才有了新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