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道性理為基礎重建政治法律秩序，超越“心性儒學”或“生命儒學”，走向“政治儒學”，也許是一種進步，但我們不能狹隘地理解“政治”：傳統儒學之根本首在心性教化（參《禮記·儒行》），卻並非不重視禮法秩序；反過來說，政治儒學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心性儒學，而且必須以後者為基礎，兩者互相成就，不可分離：禮以節性、教以興德，政以防**，德以同俗，養以致孝（《禮記·王製》）。所以，不獨“外王之學”堪稱“政治”，“內聖之道”或禮樂教化本身也是“政治”——儒家經典《大學》“三綱八目”說得明明白白。“內聖”如何開出“外王”，儒門爭論了幾千年，與其說是理論的剖判，不如說是實踐的探求，但無論如何，儒家生而具有的這個“曠世”難題不可斷為兩截。
“政治”含義本身十分寬泛，[41]根本上是為了人的“安身立命”，即儒家所謂“藏身”，它不僅僅需要製度建設，還需要仁義教化（《禮記·禮運》）。西語politics（政治）亦同此理，也指人們在城邦（polis）中的存在方式：人們隻能生活在“政治”或“城邦”中，因而是一種“政治的動物”，否則非神即獸。[42]政治乃是人類無法逃避的命運，任何取消政治的行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43]西方古典思想也把倫理教育視為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既是其“政治學”的基礎，本身也是廣義的“政治學”，《尼各馬可倫理學》以“政治學”開始和結束，中間也不乏集中討論政治學的章節。[44]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除了前人學說的考辨、政體優劣的分梳之外，緊接著以大量論述教育的篇章結尾。[45]考慮到《政治學》的殘篇性質，亞裏士多德接下來必定還有很大的篇幅專門談教育問題，實際上《修辭術》和《論詩術》就是《政治學》這一關鍵主題的延伸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