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以來，許多高人不斷追問：我們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裏？這個問題恐怕現在還沒有答案，但我們已為此準備好了很多材料，一些局部的細節漸漸變得清晰起來，至少知道如何發問，還大體知道解決的方向。就政體而言，我們要探討的是：時過境遷，風雲流轉，能否說明“政體冷漠症”（以及現代人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症”）就合理合法？反過來說，“國事蹙破，在危急存亡之間”，[53]是否就可以病急亂投醫而不預先冷靜剖析、深入研究和遠觀取舍？具體而言，小國寡民或熟人社會的經驗，能否有以教我？西方的政教文明並不具有普世性，是否就與我無關，如是，又如何相關？
首先，東西方必然不同，任何簡單的比附都不得要領，而以任何一方為參照係的評價，都必然變形失效。以古希臘最具代表性的雅典為例，這個範圍極小卻影響極大的文明樣態有著自身的特殊性：“雅典不僅僅是個麵對麵的社會，還是一個地中海式的社會。”[54]它以技術理性和形而上學為基礎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不過是“地中海區域的一個民族文化形態”的世界性擴張而已。今天，這個擴張已經從自身的有限性中招致了全麵的危機與風險，它超出了西方民族文化固有的技術理性急功近利的屬性範圍。
西方現代性危機的根源可能就在雅典，尼采、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等人已經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我們在學習西方的時候，要充分認識到地中海不是整個世界，它所發展起來的輝煌文明並不具有普世性。東西方各有特色，崇洋媚外和數典忘祖會讓我們的取經之道變得漫無目的。
其次，東西方的不同導致任何單向度的融匯努力終歸都是一廂情願的美夢，而囿於自身的民族主義或“本土視點”以抵抗“全球化”的企圖，終究還是落入“全球化”的圈套，反而成了“惡的全球化”的幫凶。作為“全盤西化”對立一極的民粹主義，其本質是西方精神和物質雙重壓榨的產物，看似守貞持節，實則投懷送抱：“所謂‘東方主義’，其實就是‘西方定位的東方觀點’，它乃是‘古今之爭’及其背後的‘諸神之爭’的一種怨恨的表現。我們卻當作‘時尚主義’跟著學了。”[55]既然全球化的基礎是“智力”“強力”和“技術”，而西方在這些方麵又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我們的確需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全球化’的今天和未來當真如此、隻能如此，請問，‘本土視點’還有多大的能量翻天覆地？”[56]我們必須站（而不是跪）在地上，但不能埋進土裏。更何況，全球化本身就是虛妄的想象。[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