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懷悲情哀悼元祖，試圖以語文為媒介去接近那些渺茫無稽的時代，去傳承已逝年月的遺產，這就是18世紀複興於德國的古典學的使命。近代以來，古典學，尤其是古典語文學在德國及歐洲的曆史，展現出兩種互相對立彼此競爭的誌趣。古代世界的第一次複興始於中世紀晚期，在15世紀的意大利和16世紀的法國達到頂點，而複興古代世界的動力在17世紀早期的宗教戰爭和迷信之中煙消雲散。[22]而古代世界的第二複興也發生在17世紀晚期，並在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的德國達到**，其標誌是早期浪漫主義構建的“新神話體係”。這一融合異教審美主義與基督教信仰並讓邏各斯與秘索斯共生的新神話體係，一直蔓延到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戰爭廢墟延伸而迷信再度流行，人類對於蠻荒黑暗的古代望而心酸，痛苦銘心刻骨。就像《浮士德博士》中的墮落天才萊維屈恩一樣，驚魂未定的世界，唯恐再度滑向中世紀文明形成之前或古希臘文化崩潰之後的那個黑暗的深淵。在早期浪漫主義複活的古典世界中，希臘文學以一種看似原汁原味和未被稀釋的方式重新進入了歐洲文化的血脈之中，古代向現代世界散發出親近的光亮。所以，F.施萊格爾說：“人類一切創作和創造的對象，在其共同的源頭和起源都可以在神話之中找到，詩乃是天地萬物中最高的巔峰。”當希臘神話審美主義幻滅，羅馬政治帝國主義崛起，學術範式取代了詩意範式，“詩意的觀照喪失殆盡”，F.施萊格爾呼籲浪漫主義重振批評的誌業，通過追憶自由來拯救“詩的尊嚴”。[23]
延續浪漫主義詩意批評的誌業，羅曼古典語文學傳統下的德國文學批評家致力於打通思想與文學，在生命與精神交融的緯度上把握歐洲文學與文化的整體性。F.龔道爾夫（Friedrich Gundorf，1881—1931）指出，文學史家的任務，就是將作家用語言表示的意象再次闡釋為思想，因為詩化的“思想意象”比思想本身更加珍貴[24]。“思想意象”這個概念對於羅曼文獻學批評極為重要，在20世紀批評範式的演變中占有一個十分顯赫的地位，化為“基本隱喻”（卡西爾）、“有意味的形式”（克乃夫·貝爾）、“絕對隱喻”（布魯門伯格）、“終極能指符號”（德裏達）而散播在文學與哲學文本之中，擔負著瓦解思與詩的壁壘、匯通文學與思想從而建構文化精神整體景觀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