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從古典學入手通過解讀神話、聖經、文學文本以重構西方思想史，重視文學感悟與生命籌劃的關係，更為關注思想曆史的隱喻、象征、修辭等語言維度。他斷言，人類在太古時代為征服“絕對實在主義”至上威權和克服自身的“本質匱乏”而創作的神話，不會隨著啟蒙時代的到來和理性文化的洗禮而煙消雲散。相反，神話卻為貌似斷裂的曆史提供了連續性，給支離破碎的世俗生活以神性韻味。[34]
1960年，布魯門伯格發表了《通往隱喻學的範式》一文。這位羅曼文獻學家、哲學史家以及古典學家嚐試建立“隱喻學”（Metaphorolgie），在整體上把握人類與實在、事實與價值、意象和觀念之間關係。[35]伴隨著對真理和本源性的研究，布魯門伯格開創了根植於修辭學而被提升為思想規範的“隱喻學”。對布魯門伯格而言，“隱喻”不隻是一種話語轉換的修辭技巧，而是一種直逼人類曆史之“前體係隱秘深淵”的精神衝動，甚至直接構成了人類所棲居和理解的生活世界。因而，隱喻構成了哲學人類學的根基。正是以一些根本的隱喻為媒介，文學和哲學分別在各自的緯度上描繪出了人類文化形式的宏大譜圖。至此，主題學從修辭學和文學史之中被解放出來，而進入了作為基礎、導向和範式的“隱喻學”。他用隱喻體係和神話體係的研究更新了傳統古典學的規範，為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提供了一種現象學人類學典範。
與理性主義主導的近代哲學背道而馳，布魯門伯格像德裏達那樣提醒人們注意，隱喻並非哲學的危險敵人，而是哲學的原始盟友。布魯門伯格站在人類文化已經獲得的製高點上回望“理論好奇心”的家園，發現支撐著哲學的並非“清楚明白”的理念或者“始終一貫”的邏輯，而是朦朧的心靈直觀、模糊的思想意象和異象叢生的神話。德裏達則通過清除淤積在哲學經典文本中過度的概念雜質和陳詞濫調，把哲學命題還原到一種終極的超驗的能指，最後發現“哲學”是“無意為之的隱喻”，“詩歌”便是“刻意為之的隱喻”。[36]換言之，在人類的本源境遇中，思想和文學本來就是一體兩麵並以隱喻為媒介關聯起來的。布魯門伯格奮力向“前-理性”層麵開掘，借助直觀、神話、象征來把握自我以及自我與世界的關係，揭示世界的幽深奧秘。通過隱喻來恢複已經被遺忘的文學與思想之間的聯係，就是依靠想象力去開啟那個隻有詩人才能開啟的世界，從而像占有藝術作品一樣地占有這個世界。通過理性去把握世界，世界就被還原為幾個清楚明白的觀念。然而，通過隱喻去接近世界，世界反而呈現為一種複雜性層層遞增的符號體係。以隱喻為棱鏡去透視世界，世界就是多層朦朧意象的紊亂運動，無始無終，沒有邊限。幻想的構型不僅補償了人的本質匱乏，而且讓我們據此來描摹現實性。而幻想的產物是無法用理性來描摹的，那裏保存著某些無法還原為任何一種推理性概念，不能為任何客觀化的語言所表達的東西。不論人類語言被構造得如何精致，它都無法放棄“隱喻結構”這一標準化石。不論推理的範疇表現得何等透明，在它的核心都依然無法隱瞞其來源的基本象征。隱喻體係必須成為理性體係言說的對象，而一切理性體係的言說都根植於生機盎然的審美經驗。懷藏著對世界複雜性的敬畏和世界可知性的信念，布魯門伯格拒絕解釋學和接受美學的簡化程序，而提出一種踵事增華的“詞語進化論”闡釋模式——不是站在意義生成的終點去把握超越作者意圖的意義，而是返回到意義湧現的源頭去觀看意義的湧流，看看“那些陌生的關聯、那些隱喻如何不可預料地湧入文本的創造中”。[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