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誌強
筆者在百度上敲下“文化批評”這個詞的時候，得到了1350000條結果；而cultural criticism則有3370000條結果；如果把時間限定在一年內，則得到1060000條結果。這不僅說明了文化批評在中國的熱度，也充分證明了這種熱度在最近的時間裏麵保持了上升的趨勢。有趣的是，電視台也曾經推出“文化批評脫口秀”，甚至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也曾經被人們稱之為“文化批評”，可見人們是如何樂見一種尖銳而犀利的對社會問題和藝術文化的批評。
學術界的情況如何呢？根據知網統計，以“文化批評”為主題詞的研究文章，2011年為52篇，2012年為247篇，2013年則上升為299篇。2014年到目前的統計已經達到了149篇。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學術界對於文化批評的關注也在不斷增加。
一方麵，人們對“文化批評”寄予了熱望，認為“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世俗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的興盛，成為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出現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2]，也就是將文化批評看作是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產物，從而，能批判和剖析這一社會內在的意義生產和製作邏輯，並凸顯特定的中國經驗；另一方麵，又將文化批評的崛起，看作是中國知識與西方知識的合理結合，並充滿信心地認為，文化批評是“針對傳統文學研究方式所進行的修正和補充”[3]。
不妨說，在文化批評熱的背後，凸顯出國人對當下生活進行闡釋的強烈欲望和內在焦慮。也許我可以說，中國的“文化批評”正處在一種狂熱的時期，人們對於當下社會的不滿，尤其是由於不知道如何歸因而滋生的對於現狀的焦慮不安，會激發國人對“文化批評”寄予過高的期待。
這就牽連到文化批評的社會功能問題。在現代社會的發展曆史過程中，如果社會處在變動、轉型、失範（Anomie）的時段，文化批評就會相對繁榮發展。就中國而言，文化批評這種文體的誕生和繁榮，本身就與近代中國的巨變緊密聯係在一起。梁啟超以恢宏的氣勢撰寫了大量文化批評文章，所評論和分析的現象幾乎囊括了晚清至民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心理和文化的各個方麵。而五四運動前後，雜文隨筆隨著現代報刊媒介的崛起而大量出現，魯迅的雜文作為特殊的文化批評文體，針砭時弊、嬉笑怒罵，讓我們看到一個曆史時代裏麵所蘊藏的複雜矛盾和衝突。而毛澤東在19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撰寫的政論文章，更是將中國社會的階級對立圖景呈現在讀者麵前。甚至“**”時期，社會的動**不安與各種奇形怪狀的文化批評——也包括姚文元等人“創造”的大批判文體，向我們證明了混亂時期文化批評的畸形繁榮狀況；而自從19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批評”作為獨立的學術概念傳入中國以後[4]，它就極大地激發了人們通過文化批評的寫作闡釋中國、理解社會巨變和思考時代命題的功能。可以說，19世紀90年代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就是文化批評的一次大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