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對於“文化批評”的理解，尤其是對於中國文化批評的理解，不能僅僅從這種文體的學術傳承和理論譜係角度來完成，還應該將這種文體的意義與當下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和境遇緊密相關。
在德語中，Kulturkritik這個概念，“暗示著隻有學究們才會去探討的一些價值”，也就是一些所謂“不諳時政者”（unpolitical man）才會去探索的那些價值。[5]所以，從傳統的文化批評的意義來看，文化批評是用來區分哪些是好的文化和不好的文化的；而有趣的是，沿著這一思路，文化批評卻日益變成了與文化無關的批評。歸根到底，文化批評並非關於文化的批評（criticism of culture），而很容易變成關於社會典章製度、精神意識和社會狀況的批判。
而如果將文化批評僅僅限製在對於文化、審美的批評，同樣也是一種“老學究的學問”。事實上，文化批評之濫觴，與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將政治領域的鬥爭轉移到文化領域當中來的總體策略緊密相關。在這裏，所謂“批判”，既是繼承了康德的傳統，致力於知識的判斷和德行的分析，同時，更是充分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的傳統，將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置換”為文化的批判。
事實上，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出現和社會體製的轉型，令國家權力和資本的統治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遷。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鼓吹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並沒有及時到來，或者說並沒有按照推翻一切壓迫和剝削階級的模式到來，而是被民族革命、反帝國主義鬥爭和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下的利益紛爭所圍困。在這個過程中，就有學者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的體製性矛盾已經消失了：
自由民主國家的出現，各種工業仲裁形式的建立，包括法律上對罷工權利的正式承認，使工業領域的衝突得到了調節和控製。前者使政治領域中代表各種不同階級利益的政黨的正式組建成為可能，後者則使工業領域中的不同利益得到了類似的承認。由此形成的結果是，卸除了階級衝突這顆定時炸彈的引信，並使19世紀相對激烈的階級鬥爭讓位於和平的政治競爭和工業談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