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必須重建社會真實，這意味著社會真實並不是直接訴至於我們眼前。對於“真實”的遮蔽，已經成為一種係統性的現代社會的文化工程，而對於“真實”的去蔽，自然也要借助於特定的途徑和模式。也許“真實”並不是呈現出來的，而是“計算”（workout）出來的；並不是表達出來的，而是暴露出來的；並不是可以反映的，而是可以折射的。
簡單說，文化批評必須具備這樣一種能力：除非可以想象一個時代的基本社會圖景，否則就無法建構理解具體的文化問題；任何單個的文化問題，都是想象整個時代和曆史的特定入口。
這也就是所謂的“文化批評的想像力”問題。
美國學者米爾斯提出，社會學的研究應該具有“社會學的想像力”，認為“個人隻有通過置身於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經曆並把握自身的命運，他隻有變得知曉他所身處的環境中所有個人的生活機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機遇。”“社會學的想像力可以讓我們理解曆史與個人的生活曆程，以及在社會中二者之間的聯係。”[10]它是這樣一種能力，涵蓋從最不個人化、最間接的社會變遷到人類自我最個人化的方麵，並觀察二者間的聯係。在應用社會想像力的背後，總有這樣的衝動：探究個人在社會中，在他存在並具有自身特質的一定時代，他的社會與曆史意義何在。
有意思的是，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突出強調的是一種“心智品質”，其功能就是可以“戲劇性”地讓個人現實與更大的現實關聯在一起。[11]米爾斯難以回答這種心智品質如何獲得的問題，就隻好簡單地說這種想像力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即一個人可以通過個人來想象（轉到）他人、通過政治學來想象（轉到）心理學、通過簡單的家庭考察想象（轉到）國家預算的評估，也就是“涵蓋從最不個人化、最間接的社會變遷到人類自我最個人化的方麵，並觀察二者之間的聯係。”[12]這種社會學想像力的方式，說到底乃是一種基於個人思維和學術視野的能力；而“社會學的想像力”這個概念本身，也蘊含了對於想像力的學理限製：即想像力是一種與科學觀念和意識相對立的能力，它本不應該出現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但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社會生活的基本處境，也有必要倡導這一種非科學的方法或者說形式。[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