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詩名來看，《我的耶路撒冷》顯然是“我”與聖城“耶路撒冷”之間的對視與對話，從生活在另一種文化傳統中的“我”（朝聖者或旅行者）為視角，抒發了詩人“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無疑，置身於21世紀初中東局勢依舊緊張，暴力衝突持續不斷的特殊語境中，麵對著這塊彈丸之地無所不在的曆史遺跡（聖城、哭牆、墓園、聖殿山、耶路撒冷、客西馬尼園）；民族（以色列、阿拉伯）；核心形象（上帝、摩西、穆罕默德、約翰、耶穌）；特殊物象（石頭、彈孔、豎瑟、十字架、明月、烏鴉）；自然場景（加利利湖、肯納瑞特湖、地中海、死海、橄欖山、聖殿山）等不同尋常的處境中，一個來自儒釋道文化傳統的詩人“我”，不無悲憫地看到誕生了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聖地，因信仰的不同和曆史的糾葛而引發的戰火綿延至今，“耶路撒冷”使得每一個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共同承受了暴力帶來的災難性後果，血流遍地，屍骨撕裂，恩怨未了；那些用不同的方式信仰上帝之愛的人卻無法和平而友好地相處，終日以流血、仇恨、傷害、彈孔、淚水、恐懼、死亡為伴。詩人感到非常困惑、躊躇：“死去他們仍懷抱仇恨/山坡上埋著不一樣的信仰……耶路撒冷/牆上仍留有新鮮的彈孔”（《耶路撒冷》）；“這座哭泣的牆上/時間的眼睛依舊流血/上帝未醒/他的兒子們仍在仇恨”（《哭牆》）。詩人哀歎自古以來，作為上帝選民的以色列國：“是世界喉嚨裏的鑽石/阿拉伯肋骨中的釘子”（《以色列》）。麵對在起源上如同兄弟般的兩個民族，卻各自以“上帝”或“安拉”之名硝煙不斷，從十字軍東征開始，充斥著長達千年的怨恨與血腥、衝突與混亂，詩何以為？詩人能夠言說什麽？阿多諾那句振聾發聵的世紀之問依然在敲打我們的靈魂：“奧斯維辛之後，詩人何為？”這是每個懷有公義、博愛和憐憫之心的詩人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在一個危機四伏、暴力血腥、信仰撕裂的時代，詩還能做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