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耶路撒冷隔地中海遙望的是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希臘城市雅典。耶路撒冷與雅典，構成了地中海文明的兩個向度，兩種精神，也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內核：信仰與理性。不過，通往耶路撒冷的信仰之旅截然不同於通往雅典的理性之路，它不是阿波羅式的明媚燦爛或阿佛洛狄忒式的輕快享樂，也並非狄奧尼索斯的悲劇式的沉醉、狂歡；而是充滿著揪心的悲苦、哭泣、戰栗與沉重，是懺悔與贖罪。如果說雅典代表了通過知識、智慧、張揚自我和天賦而發展起來的科學理性之路，那麽，耶路撒冷則象征著通過舍棄自我、犧牲、同情、謙卑、博愛而流溢出來的精神信仰之路。神學家舍斯托夫認為人類的知識並沒有把人引向自由卻反而奴化了人，知識所提供的理性真理被人類的苦難征服了。因此，唯有信仰才能推倒人身上漫無節製的驕傲和原罪，讓人重新站起來：“通向生活的原則、源泉和根本途徑是通過人們向創世主呼籲時的眼淚，而不是通過那詢問‘現存’事物的理性。”[8]真正的信仰不是理性思維所能達到的，而是來自曠野呼告時的眼淚。在《我的耶路撒冷》中，頻繁出現的核心意象皆與“眼淚”有關，它是為被釘十字架的耶穌而“流淚”的“善良的婦女”（《我是》）；也是淚滿哭牆的“時間的眼睛”（《哭牆》）；更是“無處哭訴”的我“忍住淚水，/和你跪倒在客西馬尼園”（《客西馬尼園》）；還是為了“耶路撒冷不能永遠哀哭”而走向十字架之死的耶穌。顯然，桂林在《我的耶路撒冷》中所要追尋的道路是一條充滿著呼告與淚水的十字架之路。
這也是為什麽詩人再次返回聖地的原因，耶路撒冷不隻是一個令人流連忘返、充滿千年古跡的城市，而是一個必須時刻懷抱、瞭望的朝聖之地。在《重返耶路撒冷》中，詩人回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