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文教育中阿波羅的威權——阿諾德、白璧德和瑞恰慈文學思想論略（上）[1]
[美]斯潘諾斯（William Spanos）/文
胡繼華/譯
開顯特定存在就是遮蔽整體存在，二者機發同時，而又內在糾葛。開顯與遮蔽之同時性中，迷誤占據要津。迷誤，以及遮蔽被遮蔽者，都歸屬於真理的源初本質。
——海德格爾：《論真理的本質》
……沒有中心，卻總有移心，自成係列而表征進程艱難。從在場至缺場，從過度到不足，總是步履蹣跚。循環往複，乃是一項不完美的皈依原則，必須被予以廢黜。
——福柯：《哲學劇場》
1978年5月，管理人員和院係專家組織專題小組，在媒體的激勵下，經過整整三年的鋪墊工作後，哈佛大學藝術科學院（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通過了一項“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以此取代現存的（設立於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通識教育計劃”（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在60年代，“課程激增”已經“侵蝕”了通識教育計劃的目標。[2]儼如期待這麽一個來自知名製度權威的最後首肯，美國大小學院與大學立即跟風仿效。這一改革進程一方麵支持波瀾壯闊的“回歸基礎”的運動，另一方麵也得到了裏根政府的讚助，所以它持續蓄勢，頗有後勁。[3]
本文旨在揭示，哈佛院係從傳統人文主義者所謂的“選擇過渡課程”（overoptioned curriculum）之中恢複“核心課程”的計劃，體現了一種症候式懷舊情緒，甚至體現了一種逆潮流而動的努力，那就是要重整“人文主義知識的共同體係”（common body of humanistic knowledge），而這套體係的權威在越戰期間受到了學生反抗運動的強烈質疑，他們注意到美國高等教育與針對越南人民的工業化、軍事化、政治製度化的種族中心主義戰爭彼此合謀，沆瀣一氣。借著對哈佛“核心課程報告”的代表性範例進行一葉知秋的解構性分析，本文嚐試揭示，人文主義就是一種邏各斯中心主義，它凝固了一種二元邏輯，在存在與時間、同一與差異、秩序與紊亂之間，第一項不僅優於第二項，而且第一項還被賦予了第一項以權威與權力，任其**、拓殖以及鞭笞第二項，用托馬斯·品欽高亢的話語說，賦予了第一項以廢黜合法繼承人（Preterition）的權威與權力。人文主義遠不隻是一種超然不計功利的探索方式，在這麽一種分析之後便顯得就是一種自然化的超自然“邏各斯”。銘刻著人類學的“泰洛斯”（目的，Telos），人文主義話語之主宰者，乃是身在異處而為自由遊戲無法觸及的中心。從這個深不可測的製高點閃射出人文主義的“全景之我”（全景之眼），它就可能在空間裏定位、框範、物化、包攬（“控製”“執握”以及“操縱”）存在-動勢（be-ing）——即作為時間性的存在物所四麵散播的差異。但是，如果以一種迥然異趣卻又根本相關的方式來說明，人文主義話語發生在存在連續體之另一更富實踐性的基礎上，那麽，人文主義就必須被理解為，以賦予主導性經濟社會政治權力結構以合法化的思想地位，從而按照自己的形象複製世界，將大寫的他者消融於和限製在信仰資本主義的人類（Capitalistic Man）之固有的自我中心之內。質言之，它必須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將一切全體表征現象之中生機勃勃的差異力量（從意識到性別和階級再到自然本身的差異力量），轉換為一種馴服但實用且高效的工具，而服務於氣吞八荒的霸權。人文主義教育的曆史為這種二元邏輯體係所主宰，或者說（其實是一回事），為這種同心圓全景監控幾何學所主導，文藝複興以降，人文教育就因此而成為一部以拒絕假設展開無條件探索之名而行之於世的回憶曆史，或稱“再度集合”的曆史。這部曆史充斥著強製，卻役物於無形，製人於無覺，分疏而泯滅差異，實施拓殖，平息危險的他者。而輪回的曆史斷裂讓現存的“人文主義知識的共同（單一）體係”支離破碎，開枝散葉，從而加劇了他者的崛起，讓他者造成更大的威脅（而且，用教學法的修辭術語言之，此乃人常說的“知識爆炸”）。這部曆史簡直就是同社會政治權力合謀的產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