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複為同一事，

為者盡無聊；

與其為所困，

不如控所為。

——赫拉克利特

按照規定的形而上學二元邏輯來闡釋，福柯將全景監控主義當作“邊沁的權力物理學”來分析[6]，就完全可能被十分輕率地視為對於那種嚴格限於科學實證主義的空間知覺的考察究問。這種闡釋因此就可能為“詩性人文主義者”（poetic humanists）——即那些以“人文學術”（litterae humaniores）為誌業的人文主義者——提供一種毫無理據的邏輯，去辯護他們對於求知問道之難題的理想主義抉擇。當然毫無疑問，邊沁的功利主義全景監視體係乃是那種籠罩著曆史緊迫情境之下芸芸眾生的形而上權力意誌的主導文化表征。但是，正如海德格爾對於本體-神學-邏各斯傳統的解構所表明的那樣，理想的與經驗的探索，主觀與客觀的究問方式都是將時間化為空間的目的論方式。也就是說，全景監視主義不獨是現代實證主義教育所特有的現象，而且也是現代人文主義對實證主義的替換之中所特有的產物。在此，筆者是指那種理想主義的人文教化（idealistic Bildung）。人文教化，在德國浪漫主義時代隨著溫克爾曼、歌德、席勒的審美文化神聖化而“顯山露水”，自我伸張。但是，由於布爾喬亞/資本主義政治文化之主導以及貴族製度之衰微，直到19世紀晚期才隨著普選製改革的啟動和教育機會的民主化，它才獲得廣泛有效的權威。總的說來，恰恰是因為，麵對基於“客觀科學”且得到邊沁和老密爾這類政治自由主義後裔如赫胥黎與斯賓塞之流支持的具有修正色彩的功利主義課程體係的**性挑釁，密爾和阿諾德通過不懈努力而成功地拯救了“古典傳統”，方才保證了“人文學術”在英美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在本科教育中，占有一個基礎和優先的地位[7]；同樣也是因為他們的成功，方才強化了他們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與決定著20世紀至今的教育實踐的思想之間一脈相傳且不乏變異的連續性。後一種思想傳統，包括白璧德（Irving Babbit），摩爾（Paul Elmer More），以蒂裏亞德（E.M.W.Tillyard）、查德威克（H.M.Chadwick）、福布斯（M.D.Forbes）、瑞恰慈（I.A.Richards）、利維斯（F.R.Leaves）為代表的劍橋學派，哈欽斯（Robert Hutchins），《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即《哈佛紅皮書》（Harvard Redbook）的作者們（瑞恰慈亦是撰稿者之一），巴尊（Jacques Barzum），特裏林（Lionel Trilling）；20世紀60年代這一傳統偃旗息鼓、風流雲散之後，還有格拉夫（Gerald Graff），艾布拉姆斯（M.H.Abrams），布斯（Wayne Booth），貝特（Walter Jackson Bate），以及《哈佛核心課程報告》的作者們[8]。最後，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兩種“對立”研究方法或兩種文化——他們一派強調“自然科學”，另一派強調“自由藝術”（六藝之科）——之間的差異，在本體論上並非實質性的。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揭示經驗科學命題與笛卡爾、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之間存在著合謀關係[9]，從而表明二者彼此關聯，互相補充。德裏達以其獨特方式理解這個概念，提醒我們注意到，補充總是已經顯示了它們所想重建的特權中心根本就不存在。經驗科學與唯心主義學理之間的互相補充構成了一種邏各斯中心主義，假設一個第二性的派生性的（文獻考古）研究方式具有優先性。不言而喻，“高風亮節”，“思想無羈”，“悲天憫人”，這些積澱而成的人文主義修辭洋溢著惻隱之情，比實證主義更加成功地掩蓋了全景監視模式及其強製規訓的控製方式，且讓批評的自由遊戲鞭長莫及。也許，筆者在此想說的，弗蘭西斯·培根早就做出了最為精彩的論說，他不獨是現代科學而且也是“詩性人文主義”的先驅，備受萬人景仰。在《新大西洲》中，培根假托其代言人說道：“吾人窮根究底，誌在格物致知，了悟萬物之因，隱秘之功；為人類帝國辟疆拓域，成就萬物，無不可能。”[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