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執兩用中”包含一種對立諧和的辯證關係，這其中起碼涉及“兩”與“中”這三個成分。這裏的“中”，是基於“兩”的選擇、判斷和運用。因為再說“中和”，不可能是單向度的，而是多元素的，否則不可稱之為“和”。另外，“中庸觀念認為，任一獨立的德目，總是不完善的，總有它的不足之處和過激之處。”[7]因此之故，基於“中庸”的三層含義，龐樸將其常見的思維範式歸結為四種：A而B，A而不A′，不A不B，亦A亦B。
A而B的形式，比如，“寬而粟”“直而溫”“強而義”等，主要在於以對立麵B來濟A的不足；與之相輔的，就是A而不A的形式，比如，“剛而無虐”“哀而不傷”“樂而不**”等，所強調的是泄A之過，勿使A走向極端。
不A不B的形式，比如，“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近無遠”等，要求不立足於任何一邊，把“過猶不及”或“不偏不倚”的主張一次性表現出來，強調的是對立雙方的彼此節製，這有利於彰顯“用中”的特點，有助於取得一種純客觀的姿態。
亦A亦B的形式，比如，“剛強猛毅”“溫柔敦厚”“廣博易良”等，側重表明對立雙方的互相補充，最足以表示“中庸”的“和”的特點，有利於收到“中”的效果。
就A而不A′的形式而言，我們也可以將其微調為A而不B，這樣更為簡易便捷一些。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季紮在評論《詩經》之中《頌》詩之樂的演奏效果和欣賞體驗時指出：“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複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暫且不論這是否有誇張之嫌及其道德化偏好，其中所包含的十四項因素——正直而不倨傲，曲折而不卑下，親近而不逼迫，疏遠而不離心，遷動而不混亂，反複而不厭倦，哀傷而不憂愁，歡樂而不**荒，使用而不匱乏，寬廣而不顯露，施舍而不耗費，收取而不貪婪，靜止而不停頓，運行而不流**，正好表現出五聲和諧、八音協調、節拍有度的情景，以充分實現的“中和”境界而使《頌》詩之樂達到頂點，同時以儒家慣用的“比德”的方式象征出盛德之人應有的優良品格。孔子後來評價《關雎》之樂，也是受此影響，認為此曲此調“樂而不**，哀而不傷”，合於“中和”之紀。另外，儒家所論的君子“五美”之德，即“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顯然也合於A而不B的思維形式。也正是憑借這種邏輯，構成了不同形態的中和之美。這種中和之美，抑或反映在音樂風格上，抑或反映在審美體驗上，抑或反映在價值判斷上，抑或反映在道德修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