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思想以及社會實踐活動中，習慣上講合情合理或情理不分，很推崇情理之間的平衡與和諧。這其中固然涉及人倫的軟情感與事物的硬道理之間的相互關係，但也表明一種旨在追求中和為美狀態的情理結構。
這種情理結構的中和形態，在《中庸》開篇就有這樣的表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是這樣解釋的：“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這就是說，喜怒哀樂等情感，在不受感性情緒幹擾或外來因素激發的時候，便處於中正不偏的狀態或心態，既不失衡，也不衝動，更不會妄為或偏執，因此稱之為“中”。這些情感發作或激發出來之後，都合乎義理禮節，進入合理節製的狀態和自然暢快的流露，因此稱之為“和”。這些得到中節且情理協和的情感，既通過適度宣泄而得以表現，也符合道德規範與禮儀要求，既不危及他人，也不傷害自己，可以說是一種合情合理的狀態，其情理之間的結構也屬於內在平衡的關係。
值得關注的是，喜怒哀樂等情感從“未發”或“中”的狀態進入到“已發”或“和”的狀態，確是一個微妙的變化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引出兩個中介性環節：其一是“理生於情”。因為人之為人，不同於動物，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在理性引導下的道德存在，其上述情感需要合理節製，不能讓其隨意泛濫或任意宣泄，故需要通過人文教化而設立相應的理性原則來規範。如果將這些理性原則稱之為“理”的話，我們也可以說是“理生於情”或“因情而生理”，這涉及前麵所述的“正當性原則”或“合理性原則”。其二是“情節於理”。當作為理性原則的“理”通過人文教化得以確立和予以應用之時，當喜怒哀樂等情感由於特定原因而發作或被激發出來之時，人的道德意識會依理性原則加以調節，使其得到合理控製，不至於流於泛濫或走向極端，不至於讓人完全情緒化或為情所困，這需要情理互用以達到情理諧和，讓情感得到適度流露，此謂“情節於理”，涉及前麵所說的“適度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