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自古以來大部分時間政體討論都熱鬧無比而最近冷清寂寞的情形不同，中國數千年曆史中絕少關於政體的探討，但最近一個多世紀卻比西方政體問題最風行的時代都更密集和廣泛，而且“優良政製”目前仍然是急迫而棘手的問題。其緊迫性不言自明，其棘手的地方在於中國本土很少政體辯論的資源，即便數千年間時常挑起的“儒法之爭”本身不過是君主製和貴族製內部關於治理方法的交鋒，不是根本性的政體考量——漢宣帝所謂“霸王道雜之”與西方的混合製表麵不似，實更不同。而更為棘手的則在於目前現實存在的“雙重代表製的問題”，以及更為深層的政製難題：“我們當下的主權理論和國體理論表述，實際上正處於名實不符、模糊妥協的混亂狀態。”[11]
我們需要借鑒西方的話語體係和政治實踐來重新構建新的政治文明，以新法應對數千年未有之變，自保於世界列強之林，延續古老的命脈。康有為時代的國祚存亡問題在今天雖已不再那麽尖銳，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的生存問題就已得到徹底解決。剝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形態外殼，我們會發現國際政治的基本內核：國家之間無公義。就算基本的生死存亡不是我們目前的首要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建國大業已經徹底完成，當前緊鑼密鼓的深度改革，尤其政治文明的大力建設，足以表明“康有為問題”並未過時。
為什麽中國曆史上幾乎沒有政體問題？在梁啟超看來，“中國自古及今，唯有一政體，故政體分類之說，中國人腦識中未嚐有也”[12]，這種獨一無二的政體就是天下萬國都不如本朝的“君主專製”，正是這種政體讓中國濡滯不進，康有為在此幾年前就已說過：“吾國行專製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13]梁啟超的“專製說”直接來自孟德斯鳩，但孟德斯鳩對中國的大量討論卻以道聽途說為基礎，恐怕連一知半解都談不上，故而顯得“惡毒”。[14]但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孟德斯鳩無意之中發現了中國政體如此成功的一些因素。被錢鍾書譏諷為“老師巨子”的黑格爾對中國以及東方專製主義的看法亦複如是。[15]學術界近年來深入討論了“專製”“專政”和“獨裁”等概念，逐漸形成共識：秦漢以來的製度不是“封建”，幾千年的君主製也不是“專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