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猶太作曲家兼指揮家古斯塔夫·馬勒的輝煌一生始終和指揮與作曲這兩大領域密不可分，他在音樂的兩條線上都達到了藝術上的頂峰。作為指揮大師，他在對音樂（主要是歌劇）的詮釋與演繹方麵表現出來的空前高度令當時的後繼者無人能望其項背；作為作曲家，他給後人留下了10部交響曲和一些樂隊伴奏的歌曲、聲樂套曲等，在其中創造性地融整個浪漫主義時期的諸多不同因素和藝術表現手法於一體，雖在當時被部分聽眾和評論界認為超前而難以理解，但半個世紀後卻被後人視為20世紀作曲技巧的偉大先驅。現代音樂評論界對馬勒在20世紀初期發展起來的一些重要作曲技巧方麵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始終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古典音樂過渡時期的強大影響力是無人可以替代的，勳伯格、肖斯塔科維奇、布裏頓等一批後來者的創新與創作均難脫其影子。
馬勒出身於一個講德語的奧地利猶太小業主家庭，因此在家鄉（現屬捷克）的捷克族中他是不受歡迎的外族人；身為猶太人，在奧地利的少數民族中他又被邊緣化。因此，馬勒自幼就感受到被排擠的冷酷，曆經了生活的重重磨難。種族間的深刻矛盾和父母間的緊張關係在他幼小的心靈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嚴酷的社會現實與不安定的家庭生活背景必然反映到馬勒後來的交響曲創作中。實際上，馬勒的全部交響曲都跟他通過音樂表達自己對現實世界的看法密切相關。
在馬勒的全部10首交響曲中，G大調第四交響曲是我最喜愛的幾首之一，其中的第三樂章又是令我最難以忘懷的馬勒篇章。第四交響曲夾在馬勒的初期和中期兩大創作時期的作品中間，與前後的交響曲上下互有聯係，但又並非完全是承上啟下，而是相對獨立的一個作品，因此它的地位有些特殊。馬勒在1897年放棄猶太教而皈依天主教之後，徹底掃清了他在事業上尋求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在當年37歲風華正茂之時得到了舉足輕重的維也納宮廷歌劇院院長（藝術總監）之職，這一年也可以看成是劃分他創作時期的分水嶺。1897年以前早期創作的前三首交響曲D大調第一“巨人”、C小調第二“複活”和D小調第三“夏日正午之夢”（該標題後來棄之不用）往往基於某種非音樂的概念或故事，創作構思都具有鮮明的標題性，顯示其受到李斯特的影響。第二交響曲和第三交響曲還加進了重要的聲樂部分，明顯是受到貝多芬第九“合唱”交響曲的啟發。成熟期創作的第五、第六和第七交響曲則完全是無標題的，隻有俗稱“千人交響曲”的第八交響曲是個例外。馬勒後期創作的《大地之歌》（也可歸於交響曲範疇）、第九和第十交響曲在他生前都沒有出版。G大調第四交響曲雖然表麵上沒有標題，但由於末樂章的女高音獨唱內容出自具有浪漫主義文學色彩的德國民間詩選《少年的魔法號角》中的一首詩歌《天堂的生活》，常被後人俗稱為《天堂歡樂頌》。在此之前，馬勒在他的第二“複活”和第三“夏日正午之夢”交響曲中同樣采用過《少年的魔法號角》裏的詩歌。德國民間詩選集《少年的魔法號角》（Des Knaben Wunderhorn）由德國詩人A.阿尼姆（Achim von Arnim）和C.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共同編纂，出版於1805—1808年，正值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繁榮時期。馬勒一共為這部詩歌集譜寫了20多首由樂隊或鋼琴伴奏的歌曲，並將這些歌曲用在自己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交響曲中。因此，從這個角度說，G大調第四交響曲在創作思路方麵實際上與早期的幾首交響曲是存在一定聯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