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建國前的政治、社會同樣流行部落貴族製，“部（落）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40]。不過，與遼以及後來的金不同的是，西夏地區自漢以來就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交錯地帶，漢族文化非常流行，因此，西夏建國時就已經非常熟悉中原的政治體製，從一開始就是仿照宋朝的製度而創立官製，即“設官之製，多與宋同”[41]，如中央同樣設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禦使台等，地方同樣設有監司、州（府）、縣等。夏、宋兩國的製度相同，但社會卻不同，西夏建國時的社會仍保留著濃厚的貴族色彩，如李元昊“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42]，因此，西夏的製度建設是稍微超前的，政治變革略先於社會變革。正因為如此，西夏的製度容易發生反複，容易在漢製和黨項族傳統之間來回改變，如夏惠宗時期，圍繞著“蕃禮”與“漢禮”，代表傳統貴族的母黨梁氏與代表皇權的皇帝李秉常之間展開過近20年的鬥爭。[43]不過，隨著君主集權的鞏固，西夏的部落貴族製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到西夏中後期，部落的形式雖然仍然存在，但已經褪去了貴族色彩，轉變成地域性的鄉村公社。[44]
甘肅、寧夏地區早在漢朝就已納入漢族文化圈，而且這一地帶扼守絲綢之路要衝，因此，在建國前，西夏的貨幣經濟、商品經濟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建國後，西夏的貨幣經濟、商品經濟更是取得了長足發展，貨幣“成為西夏社會普遍的價值尺度、流通和貯藏手段”[45]，到西夏後期，市鎮商業貿易發達，貨幣經濟達到了繁榮階段。從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來看，西夏的物品多以貨幣計值，官員的俸祿、賞罰多以貨幣支付，國家的部分賦稅也以貨幣征收。[46]而且，從現有出土錢幣來看，西夏流通的貨幣主要是北宋的貨幣，表明西夏對外貿易的規模很大。在前三國中，西夏貨幣經濟的水平高於遼，接近於宋。[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