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契丹政治上采取的是部落貴族世選製和集議製。[27]耶律阿保機建國後，對部落貴族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變家為國”，變部落組織為國家，將皇帝權力置於至上地位，逐步建立起君主獨裁體製。[28]遼國前期，部落貴族製色彩仍然非常明顯，其標誌就是頭下軍州製的存在。頭下軍州是契丹貴族們的私城，並得到朝廷賜封的州號、軍號。貴族們將俘虜來的漢人、渤海人等聚於私城，納為頭下戶。頭下製度本質上是一種封建領主製，實行嚴格的世襲製，頭下戶與頭下領主之間具有嚴格的人身隸屬關係，他們不是國家的編戶齊民，而是頭下主的私奴和部曲。[29]但到遼國中後期，頭下軍州製逐漸走向消亡，與此相應，頭下民戶逐漸被納入國家編戶。遼聖宗統和十三年（995），詔：“諸道民戶應曆（951—969）以來脅從為部曲者，仍籍州縣。”[30]聖宗以後，文獻和考古材料中再也未見新建的頭下軍州，原有的頭下州軍也逐漸向國家州縣製過渡。[31]
說到遼國的政治體製，就不得不提遼國獨創的“一國兩製”。遼國“因俗而治”，創造性的建立了兩套官製體係，“官分南、北”，“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不過，遼國的“一國兩製”並不意味著社會分裂，它恰恰是適應社會深度統一的需要。契丹人與漢人的生產方式完全不同，前者從事遊牧，逐水草而居，後者從事農耕，聚族而居。完全不同的生產方式必然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體製，北麵官治“宮帳、部族”，適合遊牧族群的管理，南麵官治“州縣、租賦”，適合定居族群的管理。[32]很顯然，遼國的“一國兩製”隻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絲毫不妨礙君主獨裁，不論北麵官還是南麵官，都隻是聽命於皇帝的官僚。
遼國的貨幣經濟、商品經濟經曆了一個從無到有，再到大發展的過程。遼國前期，商品交易很少，而且基本是實物交易；但到遼國中期，貨幣經濟開始進入快速發展軌道，到遼國後期達到**。貨幣經濟不僅強化了遼國農耕區內部的聯係，而且滲透進了遊牧區，使分散的遊牧部落開始走上了經濟一體化，如上京地區，到11世紀中葉，錢幣已經明顯地在部族中使用。客觀地說，遼國部落之間貨幣流通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還很微弱，無法與農耕區相提並論，但這種新趨向的形成就已實屬不易。從遼國的貨幣流通來看，這一時期國際性的貨幣流通和商品貿易也取得了長足發展。澶淵之盟以後，宋朝的貨幣開始大量進入遼國，甚至進一步流通到了朝鮮。20世紀，朝鮮北部出土了大量這一時期的錢幣，其中宋朝錢幣最多，其次為遼國錢幣。[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