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各個階層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呈現了相當程度的流動性與平等性特征。
土地是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但宋朝官方控製的國有土地數量十分有限，因此不能參照唐朝實行均田製，隻能默認前朝形成的民間產權關係。地主“公然號為田主矣”[77]，因此宋政府對土地買賣采取不幹涉政策，史稱“不抑兼並”，“不立田製”，因而土地所有權的流動相當劇烈，“千年田換八百主”，“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宋朝官府不幹預民間田地典賣，隻要買賣雙方同意，依法經官過割賦役，投稅印押，即承認為合法交易。
宋朝繼承唐中期以來的兩稅製，實行“夏稅秋苗”稅賦體製，夏季多征收現錢，秋季多征收穀物。征稅對象僅限於有田產的農戶，無地的客戶不直接承擔兩稅。這種輕丁口、重田產的稅收政策，使農業生產與經營者共同通過“承稅為主”[78]的形式對封建國家履行臣民義務。
宋朝雖有不同標準的戶等劃分，但在戶口統計時，在法律上承認那些少量或沒有擁有土地人口的獨立存在。開寶四年（971），宋太祖下詔，通檢全國丁口，將主戶、牛客、小客一並抄入版籍。其中“客”指“課戶”，“鄉野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謂之客戶”[79]。即不擁有土地而租佃生產的農民得以享有獨立的民事權利主體資格，“官戶……並平民一等科納”[80]，從而與有田之家共同成為封建國家的“編戶齊民”。[81]因而宋朝勞動者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提高。此外，唐朝奴婢實為賤民，“身係於主”，“律比畜產”，但宋人認為人力、女使“本傭雇良民”，也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合法公民。
宋朝農民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對田主的人身依附，民間田地交易時，禁止地主隨田典賣佃客，“凡典賣田宅，聽其從條離業，不許就租以充客戶，雖非就租，亦無得以業人充役使；凡借錢物者，止憑文約交還，不許抑勒以為地客；凡為客戶身故，而其妻原改嫁者……聽其自，庶使深山窮穀之民，得安生理，不至為強有力者之所侵欺”[82]。佃農在完成租稅義務後，再生產時可以“徙鄉易主”，即有離主換佃的人身自由權，“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83]。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詔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州軍取消“舊條”對客戶起移的限製，“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攔占，許經縣論詳”[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