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立國，沿襲的是五代時期的“武人政治”模式。趙匡胤曾是後周的殿前都虞侯，後遷任都點檢，“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人望固已歸之”[1]。他作為周世宗柴榮的親隨，多次跟隨柴榮出征，很快掌握了後周的軍權，因此才得以在柴榮死後，通過軍變而黃袍加身。但立國之後，當年的立國功臣很快也成為他警惕的對象。他首先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手段虢奪了武將的權力，進而在汴梁設置禁軍，將各地精兵收歸京城禁軍管轄，以“更戍法”分離兵將，又以文官為地方州郡長官，知州之外設立通判，使之互相牽製；又設置轉運使管理地方財政，規定各州的賦稅留其正常開支外，一律送交京師。這一係列措施，使節度使成為虛職，地方官員互相節製，“利歸公上而外權削”[2]，中唐以來為患一方的割據情況至宋朝終於得到了終結，一個穩定的中央集權皇朝得以建立和鞏固。
削弱武將實力，讓官員彼此之間相互製衡，這些政策確實保障了宋朝君主的權威性。宋人對君權的強化超越前朝，這種強化不僅出自皇帝自身的意願，亦是士大夫參與建設和維護的結果。宋朝士大夫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這一時代的座右銘。而自宋初而設的優待文臣的政策一直延續至南宋滅亡，對文臣的優待以至於“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雖然自仁宗朝開始黨爭之禍即愈演愈烈，諸多士人因直言進諫而被遠放他鄉，受盡顛沛流離之苦，但整個宋朝因言獲罪而致身死的士人並不多見。寬鬆的政治環境讓士大夫在政治活動方麵有了更多的發展空間，也促使士大夫對自身“同治天下”的要求越發突出。宋朝的士大夫對“治國”有著更為主動和積極的態度，希望以一種君主和士大夫互相掣肘又互為依賴的模式，限製君權的膨脹和君主的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