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隨著商人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強，社會各階層中對於商業、商人的看法與前朝相比亦發生明顯改變。商業的地位被提到和士、農、工一樣的本業地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隨著商業地位的提高，社會上對於商人的看法也逐漸發生改變，視商人為“雜類”、“賤類”，動輒加以打擊、抑製的傳統做法逐漸減少，封建政府開始和商人進行合作。商人成為封建國家、士人意識觀念中的“四民”之一，具有和士、農、工一樣的“齊民”資格。
在政府和社會對商人態度轉變的同時，商人也在積極利用各種手段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過各種途徑獲取政治地位。積極參加科舉考試，應舉作官，無疑是最為穩妥的一種辦法。宋初，封建法律沿襲前代，禁止“工商雜類”本人參加科舉考試和作官，但不久便放寬尺度，允許商賈中的“奇才異行者”應舉，也允許商賈的子弟應舉。宋真宗時，茶商侯某“家產甚富贍”，其子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及第，後授真州（治今江蘇儀征）幕職官。宋仁宗時，曹州（山東菏澤市南）“市井人”於令儀之子伋、侄傑等人皆進士登第。宋徽宗時，由於官府牟利，接受商人賄賂，允許他們應舉做官的例子更多。南宋時亦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如鄱陽（今江西波陽）人黃道安，屢試落榜而罷舉為商，一段時間後又參加鄉試，最後參加禮部試，終於中榜。這表明了在兩宋時期，商人及其弟子可以通過參加科舉考試做官，躋身士大夫之列。
自己親自上陣，蟾宮折桂無疑是有很大難度的，也不符合商人逐利的初衷。而交結宗室、官員，或與之聯姻，借此謀取官位，則相對容易些。這方麵的成功例子很多，如宋仁宗初年，開封府尉氏縣茶商之子馬季良，因娶一名得寵外戚的女兒，授光祿寺丞，並由皇帝召試館職。至和元年（1054），宰相梁適“留富民郭秉在家買賣，奏與恩澤”[60]。更有甚者，官商之間形成**裸的錢權買賣，如宋英宗時，京城很多富商，每逢省試年份，擇中第士人為婿，“不問陰陽吉凶及其家世”，以高價為誘餌，使人就範，謂之“榜下捉婿”。[61]南宋時，類似的情況也還有很多。有些官員在注調京官闕後，也往往找相識的富商巨賈，向他們“預貸金以為費”[62]，等上任後再償還。商人能夠和外戚、高官相結交，彼此形成一個龐大的關係網，為其從政、經商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