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以“檢形定名”為根本，而後推之於製度人事，這一傾向與儒家有暗合之處。法家也主張“循名責實”，是以名家通於儒、法二家，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可，從而在亂世中流行於世。它沿著兩條路徑發展，一是品定人物，二是國家治理。
品定人物，乃是漢朝品鑒風氣的結果。漢朝選士首為察舉，察舉重識鑒。品評人物的風氣蓋與之相關。當時的人認為，形質不同則才性不同，故而可以從人物的形容聲色情味而推知其才性，為他們分門別類。這催生了一係列相人之法：論聲則講究“整飾音辭，出言如流”，論色則要求“誠於中形於外”，這都是從一個人外顯的部分推斷他們的性情。除此之外，還要品評他們的“精神”，諸如“神姿高徹”、“神理雋徹”、“神矜可愛”、“精神淵箸”都是用來形容人物精神氣質的。
在“察言觀色”之後，就是“分別才性而詳其所宜”。《人物誌》中將人物分為12類：“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智意之材，塚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塚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9]這些人應該依照他們才性品類的不同，被安插在合適的崗位上，做到“材能既殊，任政亦異”[10]。蔡邕《薦邊讓書》中說“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11]，也是在強調這一點。
單純做到這些還不夠，人們還需要“驗之行為以正其名目”。因為形容動作並不準確，所以除了參照形容聲色情味的“形檢”外，世人還重視“名檢”、“行檢”，就是說要“檢之行為”，核定名實，“必待居止然後識之”，“然後乃能知賢否”。漢朝取常士經由察舉製，此外還有征辟製來選拔那些“超奇之人”，然而“天下內有超奇之實者本少，外冒超奇之名者極多”[12]。是以核定名實就顯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