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生於西晉泰始三年（267），死於永康元年（300）的“八王之亂”中。在他生活的時期，人們在經曆了長期的分裂和戰亂後，普遍為天下重歸一統感到興奮和欣喜。國家安定後，綱常名教成為維護和鞏固政權的必需品。因此為“名教”正名，調整當時陷入混亂的各種人際關係，補救先前阮籍、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而造成的思想路線偏離，成為西晉初年的時代課題。
為了回應這一課題，裴撰寫了《崇有論》一文，該文篇幅不長，但文約義豐、邏輯嚴密。有些史料記載，裴著有《崇有論》、《貴無論》二文。但目前僅有《崇有論》流傳下來，所以我們目前隻能根據這一短篇來研究裴的思想，從中管窺一些傾向和思路。至於裴氏玄學體係的全豹，似乎難以得見。
《崇有論》的基本思想即通過以有為本的本體論來建立一種內聖外王之道。裴認為總括群“有”的存在本身就是本體，除此以外別無本體。群“有”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各個具體的存在總和而成。各個具體的事物，隻是群“有”當中分出來的“有”罷了。所以事物生成的脈絡可以為人所知曉，即所謂的“理”，“有”是“理”具象化的表現。
裴消解了王弼、阮籍、嵇康等人貴“無”的觀點。他認為，人們為了節製欲望而推崇貴無論，然而這卻並非最佳對策，反而會導致人們非議禮法引起政治上的統治危機、社會上的倫理道德危機。要解決這一問題，最佳的解決策略隻能是禮製和“名教”，而這恰恰落在“有”的範疇。既然“無”的地位不再被承認，那麽與之相對應的“自然”也不再重要，要解決當下的問題，不必援引外在的天道或自然，直接從社會存在本身走出一條內聖外王之路即可。
根據裴的說法，隻有崇有才能有益於世道人心。然而他的學說也有難以解決的缺陷，比如他將“有”與本體等同起來，那麽現象便無從安置。如果說“有”既是本體又是現象，那麽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又該如何解釋？因此裴雖然批駁了貴無論玄學，但是難以建立一個自洽的崇有論體係。其學說也隻能作為何晏、王弼貴無論玄學的反題，通過反麵的批駁揭示其不通之處，幫助何晏、王弼完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