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初傳入中土時，隻是被當作方術的一種，並沒有為人們所了解。《魏書·釋老誌》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在大月氏使者伊存處聽其口授《浮屠經》，但當時中土之人對佛教所知甚少，沒有在知識界引起注意。信奉佛教的基本是從西域來的人士，漢人沒有出家者，官府也明令漢人不得出家。據《晉書·佛圖澄傳》記載漢人不得出家的禁令，直到魏晉時期仍在執行。
漢末三國動**的時局為佛教的進一步傳播提供環境，佛教開始逐漸流布開來。曹魏時期一些西域和印度僧人在洛陽活動，其中從中印度來的曇摩迦羅譯出大眾部戒律的一部分《僧祇戒心》。曹魏時期出現第一位落發出家為沙門的漢人，是潁川人朱士行，於甘露五年（260）出家為沙門，此後漢人出家為沙門逐漸增多。朱士行出家後，讀漢譯佛經常感覺不通，於是西行求正本，成為第一個西行求佛法的漢僧。
佛教入華，主要通過陸路，東漢以後，隨著海上交通的發展，佛法亦從海上傳入。在南方的東吳地區，安世高、支謙、康僧會等人在江南地區傳布佛教。漢末南方漢人中信奉佛教最為著名的是笮融。《三國誌·笮融傳》記載笮融在廣陵修建浮圖祠，規模弘大，澆鑄銅人，以黃金塗身，衣以錦彩。整個浮圖祠可容納3000餘人。笮融下令其統治界內以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免除徭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5000餘人戶。每當浴佛，笮融便在路旁設酒飯，連綿數十裏，吸引來觀看和就食的民人有上萬人。這些人雖然未必都信奉佛教，但笮融的行為無疑起到擴大佛教在當地影響的作用。
魏晉玄學興起，名士清淡虛玄無為，以清言放達相尚。佛教的般若空無說亦於此時傳來中國，與玄學頗有相似之處，佛僧附於玄學以擴大其教，當時名僧與名士多有交往。如湯同彤先生所說的僧人立身行事與清談者契合。《般若》理趣，又與《老》、《莊》相符。文獻中對名僧與名士的交往多有記載，西晉時佛僧竺叔蘭與當時清談領袖樂廣有一段清談故事：竺叔蘭性好嗜酒，有一天喝醉了臥眠路旁，被押送至河南獄。當時的河南尹是樂廣，也已經喝醉。說：“君僑客，為何學人飲酒？”叔蘭回答說：“杜康釀酒，天下共飲，為什麽要問僑舊？”樂廣說：飲酒可以，為什麽狂亂？”竺叔蘭說：“民雖狂而不亂，猶府君雖醉而不狂。”[39]樂廣大笑。另一位佛僧支孝龍則被列為當時的“八達”之一。通過這種與社會上流社會的名士交往的方式，佛教日漸擴大其影響，由此得以普遍傳播。西晉時，佛教寺院已有180所，僧尼3700人。在寺院已有為死者舉辦法會的宗教儀式以及信徒持齋供養。《法苑珠林》裏有一則故事便反映了這種情況：西晉有個叫闕公則的人，晉武帝時，死於洛陽，親朋好友為他在洛陽白馬寺舉辦法事，通宵誦經為其超度。他的母親則十分信佛，長年誦經，供養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