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勵精圖治，使得人民生活安定，社會呈現出富庶的景象。首先，農業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出現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2]的局麵。其次，城市發展迅速，標誌著商業經濟日益繁榮。西京長安是當時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亞洲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長安有東市和西市兩個大型的商貿中心，東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商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3]西市“內店肆如東市之製”[4]，更有許多外國商賈雲集。東都洛陽是僅次於長安的第二大城市，商業活動的繁榮程度不亞於長安。此外，長江北岸的揚州是當南北要衝的商業都會，劍南的益州是西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廣州、泉州、明州則為當時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新唐書·食貨誌》稱“是時海內富實。”[5]柳芳《唐曆》中稱當時“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曆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裏，不持寸刃”[6]。
唐朝在對外關係上也表現出了一種極強的開放性與包容性。盛唐時代的唐朝與周邊的新羅、林邑、真臘、日本等國都有著密切的聯係，與日本的關係尤為密切。唐玄宗時期，日本3次派遣唐使來唐，其中最為著名的人物就是吉備真備。他於開元五年（717）來唐，他根據漢字楷書的偏旁創造了日本文字中的“片假名”。同時也有唐朝人東渡去日本，如鑒真不避艱險前後六次始達日本，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貢獻，日本的文字、城市建築、政治製度、音樂舞蹈、宗教文化等各方麵都深受盛唐文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