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張處理國際關係“非意識形態化”，以為隻要一提意識形態就意味著我們在處理國際關係時是用社會製度之異同決定親疏。他們說，這就是“國際關係意識形態化”，因之要加以反對。這實在是莫大的誤解。與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一切從實際出發的中國外交思想相距十萬八千裏。
以中蘇兩國關係為例。盡管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麵臨帝國主義封鎖包圍威脅而提出過“一邊倒”的政策，但當時毛澤東同誌就強調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對蘇聯有團結、有批評。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聯以老子黨自居，企圖控製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野心，中國與之進行了堅決鬥爭，並且在1956年就率先提出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亦應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盡管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由於其愈來愈露骨地推行霸權主義，因之在新中國成立後的40餘年中，中蘇處於對抗狀態就有30年之久。相反，我們遵循毛澤東同誌關於“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38]的教導，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且於20世紀50年代初與緬甸、印度首創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之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這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這一切說明，我們從來不是形而上學地機械地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畫線，恰恰相反，是從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利益出發，實事求是地以是否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區別親疏好惡。對於那些在國際經濟政治關係體係中仍處於受壓抑和被剝削地位，在政治上仍受超級大國強權政治幹涉的第三世界國家寄以極大的同情。1986年6月鄧小平同誌在會見馬裏總統特拉奧雷時說，中國將來發展了，還是搞社會主義，仍然屬於第三世界，不會忘記全世界所有的窮朋友，還是把幫助窮朋友擺脫貧困作為自己的任務。如果要問我國在處理國際關係時意識形態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這就是其中的一個突出例證。由於中國是由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根本利益與世界廣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新老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代表了世界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與第三世界的看法一致的。正是由於中國的真誠態度和堅定立場，從而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讚同和好評。他們稱中國是“全天候的可靠朋友”，並且說隻要他們按和平共處思想辦事，中國就是一個最易於捉摸，也最易於打交道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合國原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在1990年12月指出，在南南合作中，“中國的援助是最受歡迎的，因為中國的援助從來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