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曆史看到，西方在要求社會主義國家“非意識形態化”時，自己不僅決不放棄意識形態，而且不斷加強其意識形態攻勢。還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務卿杜勒斯就主張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滲透，首先使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對馬列主義失去信仰，以達到“解放”的目的。[32]
1958年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發表了受參議院委托撰寫的一份報告，提出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特別強調工業時代擴大了政治理想的作用。前總統尼克鬆在1984年發表的《現實的和平》一書中提出，“至關重要的是西方發動攻勢來贏得這場（意識形態）鬥爭”，他相信美國“播下不滿的種子，有一天將開出和平演變的花朵”[33]。尼克鬆於1988年寫的《1999：不戰而勝》和布熱津斯基1989年寫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則更為精巧地設計了一套如何從意識形態上徹底戰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策略手法。他們的目標是很明確的。這一切，也正是毛澤東同誌早在1959年就揭露的，是美國一整套的“和平演變”政策。“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34]就這一問題，鄧小平同誌也多次尖銳地提出警告。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製度的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35]蘇聯等國的演變恰恰是從國內外敵對勢力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進攻開始，同時是從處於領導崗位的人物主動放棄意識形態鬥爭、鼓吹“非意識形態化”打開缺口的。毛澤東同誌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36]。蘇聯的演變進一步證明了這一論點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