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具有社會屬性，人的活動必須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進行，必定被烙上了深深的社會影響的痕跡。因此，作家所從事的文藝寫作活動也是離不開社會環境的影響的。
首先，體現在作家受到文藝風氣的影響。著名學者錢鍾書曾對此有過深刻的認識，他認為：“一個藝術家總是在某些文藝風氣裏創作。這個風氣影響到他對題材、體裁、風格的去取，給予他以機會，同時也限製了他的範圍。就是抗拒或背棄這個風氣的人也受到負麵的支配，因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矯正他所厭惡的風氣。”[15]這種文藝風氣也可以被理解為文學思潮，它是社會環境中重要的一麵，一般是文學對社會現實需求的積極回應。文學思潮因其巨大的社會影響，往往會激勵作家進行文學創作活動，並與其他作家凝聚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文學創作力量。如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造成的文藝風氣，催生出了一批傑出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
其次，作家也會受到特定時代的社會心理的影響。在我國盛唐時代，因社會經濟繁榮、政通人和、國力強大、一派蓬勃之氣，展現出了高度自信的社會麵貌，使得這一時期湧現出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詩人。這些盛唐詩人們大多豪情壯誌，意氣昂揚，通過政治詩、邊塞詩和山水詩等幾種主要題材，在他們的作品中淋漓地展現時代的氣質。例如，大詩人李白的詩歌氣象博大，成為盛唐時期的代表，他在《蜀道難》《將進酒》等代表作品中展示出的大氣磅礴與盛唐時代是一致的；再如，“十七年文學”時期（1949—1966）是新中國伊始的階段，整個社會昂揚向上、充滿新時代的自豪感，但因過分對“新”的追求，使得這一時期的社會心理帶有單純但過於簡單的色彩，這深深地影響了當時的作家們，在他們的作品中也相應地反映出了風格失之簡單、人物塑造程式化的特點；同樣，對“**”時期進行反思的社會整體心態，使得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家們開始思考生活的真實，反思慘痛的曆史，造就了一批以譴責和控訴為特色的“傷痕文學”。